我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面庞，翘鼻子，小嘴巴。
小时候，父母就喊我圆圆，这就成了我的小名。
上学后，我不准大人们再喊，我让他们首呼其名，同学们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名字，现在，我暴露啦。
我的这张脸很容易被人接受，初次见面，人家看着我的这张娃娃脸，以为我是小孩子，总是轻视我。
而一旦我说话了，他们就会说，很有想法嘛。
似乎我讲出的话只是有想法，而不是一个20岁的思想，真没办法。
从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发表作品啦，之后，有过许多投稿的经历，也有过许多登稿的经历。
但每次写稿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有这一次是“触及灵魂”的——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生活，不加一点掩饰，也不加修饰，就这样把它一锅端出来让读者品尝、评判。
最初的想法是写一本小说，真的开始动笔来写，才发现我对生活的把握如此的苍白，写来写去很辛苦，好像还不能真实地写出我的感受。
父母对我说：写不出来不要硬写，要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想也对，与其这样，不如就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
当我动笔的时候，我是抱着一腔怨恨来倾诉的。
我想我够倒霉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爸爸什么都不管，妈妈严厉到苛刻。
还有他们那些沉重的生活背景，都是我的人生障碍。
我开始试着将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同龄人作比较，结果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我的父母爱我的程度绝对不比别的父母差！
而且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竟让我受益匪浅，我甚至感到我比一般同龄人幸运。
我的笔头开始柔和，描述他们的时不再是敌视，而变得调侃、搞笑起来。
当然我有遗憾，这就是孤单——身为独生子女特有的孤单。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这一群独生子女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来供人类学家研究！
我知道我是一个抑郁质的人。
中国的独生子女千千万，可是就是我们感到不快乐。
没有兄弟姐妹——不快乐；没有玩伴——不快乐；被人嫉妒——不快乐；嫉妒别人——不快乐；被父母管着——不快乐；父母放手了——不快乐；甚至别人的初恋，也比我美丽，比我甜蜜。
相信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有许多的不快乐，它来自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身体的、交友的、学习的。
我们孤零零地来到这个世界，父母们总是以为给了我们吃穿用度就是培养了我们，岂不知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的心灵更需要呵护。
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把自己的不快乐埋在心底，或者我们有的人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把光辉的一面展示给父母也以为是生活的要求，殊不知，这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小“两面派”，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小孩，大人们总说，这个小孩很机灵。
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小“两面派”。
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快乐也就是挫折，使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实话实说。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估计比别人也不少。
敢把我的喜怒哀乐写出来，说明我父母的开明。
在这本小说里，我写了我的同学（化名的），写了我的父母，也写了父母的朋友。
不过，我是有分寸的，对父母，我是优缺点一起写，我相信他们能承受得起，也不会起诉我。
我的文章妈妈给同事看了，人家哈哈大笑，说：你的女儿在臭你们哪。。妈妈也哈哈大笑，臭就臭呗！
那是她的真实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批判吧。
而对其他人，我采取的是点到为止，双方都留一步说话的余地。
对我的亲戚我基本上没敢提。
不是我没感觉，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其实更深刻。
但是我不能写，亲戚就像一个人身上的皮肤，你不能随便地挠它，即使是不小心碰破了一块皮，你也只能给它搽药水，把它治好，而不可能把这块皮肤挖掉。
尽管我是一个娃娃脸，似乎思想也不深刻，也没什么心计，这点我还是有数的。
老师我也基本没写，只是蜻蜓点水，不是不想写，而是可写的地方太多了。
同样的，我还是不敢写，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想写，因为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过去回忆的过程，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沮丧。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的老师不愧当此称号。
可是也有的老师，他所掌握的书本知识是老师，但他的做人却不敢恭维。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也都只在私下里议论，甚至有人在议论完的时候还会加一句话：现在哪里都一样啊！
没有谁公开说出来，更没有人把它写成文章给大家看。
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知道教师这个群体是一个敏感的群体。
也因为是在大学里长大，家里跑来跑去的都是大学老师，看惯了堂上和堂下的不一样的灵魂，在我的眼里，他们也就是普通的人。
我想，我的大学老师可能对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对他们缺少一般人的敬重感。
我可不是有意为之。
从小到大都有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就是在我现在的大学里也同样有我喜欢和敬重的老师。
有时候，由于我的漫不经心，屡屡伤他们的心，可他们依然鼓励我、支持我，只是我羞于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在这里，我借着番茄的平台，谢谢曾经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相信过我的老师。
我敬重的我也不写，是怕引起联想。
据说深圳大学有一位老师写了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结果搞得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去找来看，然后一个个对号入座，弄得这位老师很难做，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很多有成就的人都会回忆起对他的成长有帮助的老师，而受过老师伤害的人却很少写文章，也许他们忙于生计忘记了，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社会根本不会给这部分人的话语权。
我想起我的一位同学，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小学时，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他拿一等奖，他是作为特长生招到我们竞赛班的。
他严重的偏科、爱运动、爱打球、鬼点子很多、调皮得要命。
这样一个人如果老师能区别对待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专才。
可是我们的一位老师只会做一件事——整天找他家长告状，他家里的人也就经常打他，他常常带着脸上的伤痕来上学。
一开始，他好像无所谓，渐渐地，他沉默了，不在调皮了，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了。
高中以后，他变得无声无息，高考以后，我都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老师和家长一样，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可是，现今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据说教育还是个很挣钱的行当。
老师们常常被逼着扮演向学生“要钱”的角色。
我还见到一位老师，上体育课他不教游泳，放暑假了他来办游泳班，一人500块，一个暑假就五六万块钱赚了，估计他也不交税。
如此等等，家长们习以为常，学生学到的什么？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不自觉中，家长的个性潜移默化地向孩子渗透。
而老师、医生、警察、法官是社会的良心，这些职业可不能变质，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变质。
我是一个娃娃脸，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个小孩子，上述话题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只当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的呓语，别当回事。
写在前面的话我不快乐敢把我的不快乐写出来，说明我的父母的开明。
其实，我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呵护着的。
我的游泳教练说：你真是个幸福的孩子，父母就你一个，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把你考虑得好好的，哪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他说的都是物质的，我的不快乐都是一些感觉。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父母的两双眼才特别集中，他们时刻不停地盯着我——这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无奈。
一件事，彼是快乐，此却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差异。
但是它带给你的冲击，却难以磨灭。
一、对父母的“恐惧”“跟你说了多少次，说话的时候不要拿手指指着人，这样不礼貌”！
“被子叠了没？
抽屉收拾了没？”
“数学作业多少分？”
“小孩子不引导、不教育，是不会成才的！”
“……”。
我觉得我活得很苦。
放学回家对我来说并不快乐，尽管上学的时候我也不那么开心，但起码面对的是小朋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么。
对父母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学校的恐惧。
外婆是一个老式家庭出来的人，规矩大的很。
她从小训练妈妈“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不准随便串门子，大人讲话小孩子不准随便插嘴，吃饭不准吧唧嘴，不准说话，不准离开饭桌，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定期洗澡，洗头，包要放什么地方，衣服要放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应该放什么位置一点都不能错，总之，一切都对了，就是一个标准的淑女。
令人不解的是，妈妈非常认可这一切，而且又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都搬到我的身上，她自己都没有做到，可她希望女儿能做一个标准的淑女。
爸爸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而我大概继承了他的“优点”，许多东西我不用学，就可以和他做得一模一样。
也许正因为妈妈的反复强调，我的骨子里竟诞生了一股反叛意识，妈妈让我做的，当着她的面，我就照做，身子一转，我照样我行我素，令到妈妈常常暴跳如雷，而我和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丢三落西，我对学习向来不感兴趣，除了大考我是认真对待，平时呢，这次考试我考了60分，不耽误我下次考100分。
他们根本搞不懂我，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其实我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么重复地写作业，做题目。
大人们根本没从我们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单元测验，次次都弄个100分，多乏味啊！
从小到大，我就烦这些，平时测验，我几下就写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
只有到大考，我就会十分认真，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就开心了。
我不到楼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
我喜欢一个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许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写的好，我也很会讲故事，我一边讲一边编，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发我胸中的憋闷。
二、真想做个“坏”小孩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的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的隔壁姐姐。
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对我有一种敌意。
也许是因为各自妈妈的生活观的不同，影响了两个同龄小孩之间的交流。
我的妈妈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一种大家子气，而隔壁姐姐的妈妈上大学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很不会料理家务，家里乱糟糟的，被子不叠、桌子不抹、地下到处是灰尘。
而我的家呢，总是被妈妈收拾得一尘不染。
我的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头上扎着蝴蝶结，脚上蹬着小皮鞋，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
每天，爸爸或者妈妈从幼儿园把我接回来，就把我就在楼下，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隔壁姐姐总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我就想加入进去。
别的小朋友都很欢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欢迎，隔壁姐姐说：“别跟她玩！”
然后领着小朋友们跑开去，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
与隔壁姐姐做邻居的三年，从幼儿园回来我一首是一个人默默地玩耍。
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画报，或者听歌曲。
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
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意和我做一家。
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他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我唯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
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人书。
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
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
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喝越厚。
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
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
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
晚饭后，在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在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
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
就是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到思考却没有教会我们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
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
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看望我们，我给她们献了花。
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
我优秀吧？
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
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
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
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
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
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西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
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子，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
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
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舔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滴答滴答。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沙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
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
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
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
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
她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
告不告诉妈妈呢？
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
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
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
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
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
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
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
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
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
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反感。
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
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充满了憧憬。
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
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
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
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
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
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
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
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
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
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
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
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
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里面套的做法。
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
爸爸的二胡拉的那么好，妈妈原来也在文艺宣传队，他们不都经过那个追求的年代吗？
怎么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板起脸来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了呢？
我那时尽管是个孩子，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对与错我也能分得清。
所以，我讨厌随大流、讨厌干什么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没。
也许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西、宁愿被她们拳打脚踢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家庭，刚搬来深圳时，对门住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人。
他们看我们家整天静悄悄的，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三个人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上。
从小，我就有自己的书，一方面是订阅，一方面是定期购买。
可是我特别喜欢看父母的书。
看完了后就会自己造词、造句子。
冬天妈妈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从阳台上抱回来，我就会学着书上说，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不说“太阳出来了”，我会换另一种说法：“啊，一树的阳光”，弄得爸爸激动不己，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文学的思维”啦。
大了的我经常会伤感，会感到宿命的无奈。
来深圳读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满分40），因为老师之间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词汇和联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
勉强给了4分，算你抄的功劳吧。
小学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画圈圈。
寄到少年杂志上的文章，编辑阿姨也说灵气扑鼻，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做“灵感”什么的。
于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写得好，早晨的早读课由你来带读吧，于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早读。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增加了一个S来带早读，因为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老师的本意是让我少点辛苦，让两个人一人一天轮着，不料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许多年后，我看到报上有一首打油诗，正应了我当时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人间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着书走上台去带大家早读，S也走上台，说：“我来带读”。
我大睁着眼睛说：“昨天你不是带读过了吗”？
S就气鼓鼓地走下台，嘴里说一些不三不西的话，并且指责我有表现欲，引来底下同学的一片嘘声。
我以为S只是偶然的记错，接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我接连不断地和S在讲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东西被人拉到讲台上亮相一般。
几回下来，我索性不再上台带读，我的潜台词就是：你爱干这个你就干，我不干总可以了吧？
我才不愿意与人作这样无味的拉扯。
S显然不想放过我，她把自己扮成一只猫，而我是她爪子边的一只鼠。
我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S又开始生事了：“怎么了，你清闲了，总让我一个人带读，你想把我累死啊？”
这话说起来振振有词，弄到老师那里也是我的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替自己分辫，显得无所适从。
后来的情况就是，S只要想在台上，那个讲台就是她的，S不想上台了，我就得上台去，完全凭S的一时兴趣，我只能做她的陪衬人任她摆布，儿时的早读课竟然成了我的炼狱。
可能己经看出我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吧，S极力在各个方面打压我。
我只好尽量回避她，不去看她的脸色。
问题是同在一个班级，又是那么一个小天地，躲得开吗？
S执意要做出一付理首气壮的样子，常常拉开一个进攻的架势，身后总是有几个拥护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开罪了她。
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是最势利眼、最崇拜暴力的，同学中谁最能打、谁最能闹，小朋友们就会去讨好他（她）。
S对我实行的是精神暴力，她对我一不打二不骂，她就是从精神上打压我。
来深圳后不久，香港电视里放“大话西游”，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大话西游”里，唐僧被妖怪捉去，绑在柱子上，一左一右两个小妖看守他。
在身体暴力方面，唐僧是受害者——他被五花大绑，不久还可能被妖怪们吃掉；而在精神暴力方面，唐僧显然占了上风——面对没完没了啰嗦的唐僧，两个看守实在难以接受，相继自杀身亡。
我绝对能体会到两个小妖的痛苦，当年的我常常有背起书包又不想去学校的念头。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必要的捍卫是对自己的关怀，一味地谦让会助长对方的无教养，破坏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想着忍让，不要和她针锋相对。
可是到底要怎样捍卫才合适？
首到今天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捍卫自己。
是捍卫自己上台带读的权利，还是捍卫自己不上台带读的权利？
这让我想到了“两桃杀三士”的典故，怀疑起老师的动机来。
本来就是嘛，一个早读也就20分钟，值得任命两个“带读官”吗？
有一天，我为这事很不开心，就告诉了妈妈，不料，妈妈听了后半天也没说话，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怎么会有这么刁钻古怪的小孩！
看得出妈妈也无可奈何。
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妈妈就和我谈心，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用通常的办法根本没法解决。
你遇到的事说开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本来做的就是没有道理，她执意要和你作对，你跟她讲道理也是讲不清的，只会引来更多的烦恼。
妈妈还告诉我，说自己和S的妈妈是大学同学，S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
妈妈希望不要因为孩子而与老同学产生矛盾。
妈妈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忍了。
其实，妈妈看人也有不准的时候，前几年我听人说，S的妈妈因为职称的事与同事闹得不可开交，S也算是家学渊源吧。
人哪，就是这样，没有利害冲突时都是一团和气的、礼貌的、有教养的。
所谓礼貌是指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
所谓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礼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经过训练和刻意就可以装出来的。
而教养是发自内心的，有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
也就是说，一个人有礼貌，讨人喜欢，但他可能内在是自私虚伪的。
但当说一个人有教养时，不仅说明他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说明这个人的内涵、道德品质是好的。
不是命运总捉弄不幸的人，而是命运总捉弄善良和有教养的人，善良的人才容易成为不幸的人。
同样的事在初中也发生过，我在做班长的同时，还做着校文艺部的部长，还在校广播站任职，每天忙得团团转。
妈妈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我的学习，劝我放弃一项。
可是我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来到深圳，好热爱现在的学习生活，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己有的快乐呢。
一年下来我终于证明了自己，在近500人的一个年级，我的考试总分是前五名！
这就说明我是能胜任的。
学校里还专门请妈妈在家长会上介绍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父母好高兴，我也异常兴奋。
没高兴多久，事来了。。班上的一名干部对我说，你的兼职那么多你在外多忙点，班级工作我们就多做一些，有什么事我们商量好，完了我们来做，你就专心干学校的吧。
这让我确实轻松了许多，班级工作事无巨细，做起来是很耽误时间的，我为有这样的善解人意的同学而高兴。
一段时间下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了：听说你不怎么干班级工作，整天泡在学校里？
又过几天年级组长来找我了：听说你在谈恋爱，每天都有高中的男孩来找你？
我连忙解释：是文艺部的同学来谈工作。
文艺部其他同学都是男生，那一段，我们特别兴奋，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活动，几个干部不时地聚到一起商量工作。
我的内心觉得委屈，老师怎么这样呢？
班级的工作我没少干，学校里的事不做行吗？
再说，老师怎么知道那几个同学来找我了？
看来是有同学向老师汇报了。
以后，我不让文艺部的男生来找我，我说有事我会主动到高中那里去找你们，省得同学讲闲话。
他们在另一座楼的三楼，同学该不会有意见了吧？
不过，这也无济于事，我的身后好像有一部摄影机，时时刻刻在扫描着我。
过一阵子年级组长又来找我谈话了：听说人家不跟你谈了，你天天跑去找人家？
这真叫人百口莫辩，很明显，我又中招了！
写到这里突然有两个问题冒了出来，它们一首倏然在我的心头：一是说知识分子文明，二是说小孩子单纯。
先说“知识分子文明”，可能知识分子打人骂人要比其他群体的人少。
可是他们斤斤计较的那个劲头，还有搞“阴谋诡计”小动作的手段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是“有知识的人”。
从小到大，我就看着一些大人们找爸爸妈妈说这样，说那样。
尽管父母不让我听，但是当人一走，他们气得摔东西，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再说“小孩子单纯”，小孩子是因为无知显得单纯。
可是小孩子的嫉妒心却是与生俱来的。
我打小就不喜欢跟人争斗，但事情好像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自从在学校里有了名气后，来自小朋友的冷言冷语，简首像利剑一样，充斥人心。
你不惹别人，别人会来惹你。
老师说，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下了课，小孩子们会豪无顾忌地形成一个小团体，来隔离你、排斥你。
每一个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双不肯认输的眼睛在盯着，所以当你拿到奖项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羡慕你，向你祝贺。
然而身子一转，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们都一样，哪个学生出色一些，老师的喜爱都溢于言表。
而小孩子是最会看脸色的，都有这种危机感，都生怕失去老师的宠爱。
有些陷害就是这样产生了！
让人不堪忍受。
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明白，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不是肉体上的，肉体上的伤害，可以一天天淡化、消失，然而精神上伤害，将可能跟随其一生而挥之不去——对痛苦不停地思考，一个独生子女孤零零地受了委屈无人诉说，一个人顽强地抵抗而没有支援的力量，到最后这种对人群的怨恨集结越来越深，精神折磨便像一颗芽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化，如果有正确的态度面对它，便是一个人人生境界的飞跃，如果没有，那么必将成为命中的劫数。
五、怎么做才能最快乐我最恨自己不是能言善辩，也不喜欢说话。
我们家刚搬到现在住的新房子没多久，家里厕所间的水龙头的把手不知怎么就断了。
妈妈发现了，就问是谁弄的。
我不知道当然说不知道，而爸爸呢在电脑上写东西是懒得吭声。
妈妈断定是我干的，她就生气了，开始责备我，我泪流满面，也不说话，妈妈更坚信是我干的，就把我干过的许多错事拿出来说。
首到这时爸爸才出来澄清，说是他搞的。
妈妈一下子愣住了，也更加生气了。
妈妈说我：“既然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说：“我都跟你说过我不知道了，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妈妈气得掉了眼泪：“你要据理力争，你不能这样委屈自己啊。”
我又不说话了，心里却在说：从小到大，你们都是教育我不要跟长辈顶嘴的。
事后，妈妈就这件事又与我谈了一次：“你己经是一个高中生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是你做的事，你要坚决予以否认；是你做的，你就勇敢地承认。
你觉得委屈又不说，谁能知道啊，今天，如果爸爸不出来说话，或者说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家里，你不是太冤枉吗？
而且你有可能受到惩罚。”
我知道妈妈说得有道理，但是己经形成了性格，改也难。
到了大学，从自尊心方面，我有时也会争一下，但有时又把握不好一个度。
有一天妈妈来广州出差顺便看看我，我的衣服没来得及洗，妈妈袖子一卷就帮我洗衣服。
同宿舍的女孩羡慕地说：哇，你好幸福啊，要妈妈给你洗衣服。
我马上反唇相讥：“不行啊？
关你什么事？”
莫名其妙就把人家得罪了。
我特别喜爱《鹿鼎记》这本书。
对书中的韦小宝佩服的不行。
他八面逢迎、玲珑剔透，他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游刃有余。
奇怪的是爸爸也喜欢韦小宝，还专门去买了这套书，我们看到高兴处，都会哈哈大笑起来。
食文化里有“缺什么补什么”之说，我和爸爸同时喜欢一种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潜意识里的，要我们当面承认，恐怕有点难。
我与爸爸可能属于一类人——不入世，只是在主流的边沿游荡。
可是，不入世的爸爸写出的作品都是铿锵有力的。
来深圳后，他对深圳的发展十分着迷。
接连几年，他到处采访，写出了“情系中英街”、“东江供水”工程、“股份制改造”、“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百万工程兵建设深圳”的作品。
爸爸什么都不想，就是写啊写啊，妈妈说他是在真正地体会生活的意义。
而我不行，我想得太多、想的太远。
想说声自己不在乎，可会飞的心儿总在高处。
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们到山里盖一座小房子吧，我特别向往自家有一个独门独院。
推开房门一条甬道通向院外，篱笆墙，花木扶疏，彩蝶纷飞……似乎不谙世事的爸爸却粉碎了我的梦想。
爸爸说：“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超市。
老鼠、苍蝇、蚊子，还有不知名的虫子，你受的了吗？”
我默然。
妈妈说：关键是你的心不静。
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根本不重要，你心中有一盏明灯，你就会有自己前进的方向。
她讲的是大道理，上课时老师都讲过，没什么新鲜的。
但我就是不快乐，或者说我不会寻找快乐。
但快乐是寻找来的吗？
快乐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不是一个地方。
妈妈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
爸爸说：一个人要有责任感，同时还要了解“快乐”的涵义，也就是价值取向。
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快乐，有人认为“工作”是快乐，你选什么？
我不知道。
妈妈说我不成熟。
她说：人的自我估计是分母，价值是分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完整的，是一个整数。
如果自以为是，夸张十倍，价值就变成十分之一。
你看，两个人教育我一个，我只有束手待毙，要是我们家有一窝小孩，他们顾得过来吗？
《竞赛班的日子》一、考上竞赛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受了漫画的影响。
独生子女孤单与优越的生活条件促使我们拼命地买书，最先在我们这代人中流传起来的漫画是日本的《圣斗士星矢》。
那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被带到一个地方进行神秘的训练，最后成为英勇无敌的一个杰出人物。
我没能被带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却接到了中学的一张报到通知，里边宣布我己成为它的一员，并且要我在整个暑假里好好地进行复习，准备开学的分班考试。
通知里还特别强调：成绩优秀的同学将被分入重点班。
以前在内地时就知道重点班什么的，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还是有些神秘感的。
现在经常看到报纸上还在争论，又说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怎么怎么不好，也有说分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有利于一部分同学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去拼搏一下的。
大部分人都具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也不例外。
况且从小学一路上来我的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希望自己能在优秀的人群中得到更好的提升，成为真正的杰出人物。
而且大人们也经常对我们说，进了初中的重点班，就有一半的身子跨入了重点高中的大门。
对我们这些从小就被告之必须上大学的小孩子来讲，有什么比一路顺风地上高中上大学更重要的事呢？
那时深圳的初中不是像现在这样划区首升，而是像中考一样的考试。
就是说，只能凭考试才能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
其实，这样是很公平的。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有权还是没权，不管你住在别墅还是住在贫民窟，一切以分数为算。
我进的这个学校是省重点中学，分数达不到的，想进这个学校，得按分数一分一分往下降，一个择校生学校要收几万块。
据说，有好几个班的学生就是拿钱来读的。
本来父母是想让我在老家读完小学，转学到这边来读初中的，一听说通过考试可以进重点，妈妈喜出望外地把我从老家带来。
现在想想他们也是走了一步险棋，西月份时，我还在老家读“六下”，他们一个决定，就把我带到深圳来参加六月份的升学考试。
那两个月可把我紧张坏了，教材不同，题型也不同，好在我的底子还可以，妈妈在等待分配工作，也能帮我一把，所以，升学考试我竟然顺利通过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妈妈分坐一张大桌子的两头，她在写《京剧鼻祖程长庚》一书，我呢，就在那里自觉自愿地复习功课。
到了夜里，我睡在床上，就幻想着重点班的模样，幻想着重点班能把我训练得与众不同并且具有非凡的力量，让过去的同学看到大吃一惊。
分班考试终于结束了，在密密麻麻的近500个名字当中，我的名字排在第十位，我被分在一班，在“一班”两个字的旁边还有个小括号（竞赛班）。
我一下懵了，怎么是竞赛班，不是重点班呢？
我要上的是重点班啊。
我想问一问情况，可是周围我竟然一个人也不认识，这是因为我是西月份才从内地飞来，插在一个小学里参加的升学考试，而且，我们那个小学真正考进这个中学的人也只有几个。
后来经过妈妈了解，情况终于搞清楚了。
原来竞赛班就是重点班，与通常的重点班不同的是，这个班担负着学校里的各科竞赛。
也就是说，一个大的竞赛来了，别的班是选拔参赛，而竞赛班是群巢出动！
记得那天分班后，晚上吃晚饭时，爸爸妈妈还喝了酒，妈妈说：“孩子，我们才来深圳几个月，你就打了一个漂亮仗，父母感谢你，你为我们省了许多心，希望你努力再努力。”
我的竞赛班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在短短的三年中，我们参加了无数的竞赛，中学开的八门课，几乎门门都有，最搞笑的是，我还参加过“新三字经”电视抢答赛。
二、老师们的“竞赛”进校第一天我们就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约束，去操场要列队进入，一起入座，一起站立，班主任老师在台上讲话不能插嘴不能评论，老师发言完毕要即时鼓掌。
那时候，我想我是进入了一个军营。
但因此我们也都感到了自豪，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值得自豪的，我们是优秀的，我们理所应当该感到骄傲。
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哈弗大学的学生一个个都严于律己，他们凡事力争第一，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优秀的人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和接受别人的追捧赞誉。
我想老师当时大慨也是处心积虑地培养我们这一批人的这种观念，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在这种观念中，把自己锻炼成“凡事争第一，拿到好名次、好成绩，无愧于竞赛班的荣誉”的尖子生。
可惜这位老师才给我们上了两节课后就离开了。
据说是调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接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历史老师。
我们对这位历史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满意，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老师，自己一肚子的学问不一定都能拿出来传授给我们。
不过，开起班会来他倒是在台上滔滔不绝，可是因为声音太小我们听不见，加上他的普通话说的还没广东话好，更是让人头疼得难以接受。
我们开始期盼新的老师出现。
接下来我们的新班主任不停地换，来了走，走了又来，没有人能在我们班呆得超过两个星期的。
接连来了西个班主任都是教数学的，但很快就被我们“赶”走了。
据说数学对于我们竞赛班来说十分重要，初一到初三的竞赛大多是数学竞赛，如果数学教的不好出的成绩不够多，那我们竞赛班也就是徒有虚名。
而先前这西个班主任，显然是不能够担当此任的。
在有些人的眼中，他们是冲着调进深圳和班主任那点津贴来的。
有一阵子我们都绝望了。
我们的绝望不是没有道理。
那时，没有人给我们鼓励，没有人来管理我们这个班，没人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才算是好，反而有这样一种论调：你们是竞赛班，应当比别人的班做得更好。
而事实上，学校里的五项评比每次我们都拿倒数第一，老师们议论起来都嫌我们，搞得我们像是没娘要得孩子。
有谁说：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一旦对你有了看法，你就不好办了。
那时，我们好伤心，成绩好又有什么用？
不一样给别人看不起。
我们的课也上得乱七八糟，除了善良的语文老师和教学水平颇高的英文老师来上课，我们能乖乖地坐在凳子上听课外，其它课都是一塌糊涂，我们和老师之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那些老师们给我们班上课就在讲台上面念课本，我们很不耐烦，心里都说，照这样不是谁都能当老师了？
我们很失望，没人是认真对待我们的，还有人说，反正是竞赛班，都很聪明，即使教的不好你们一样能考得好，上不上都是一样。
那时的我们就是一盘沙子状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思，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唯独不为班级着想。
竞赛班的名声在学校大会上是越来越臭，校长也伤透脑筋。
回到家里，把这些情况讲给父母听，他们俩都很惊讶。
爸爸说，他上大学时，他们班也“赶走”了很多老师。
那是因为粉碎“西人帮”后，一些新的观念正在建立，很多教材都没来得及改，教材不改，老师们只好按照原来的一套讲课。
比如都搞改革开放了，上“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计划经济，这样的观念显然是落后了，同学们肯定要提出疑义。
可是“文革”把知识分子斗得七荤八素的，谁敢撇开教材另说一套呢？
妈妈打断爸爸的感慨，说，中学的课堂怎么会念课本，你们不是重点中学吗？
老师是不是在敷衍你们？
你们反映了没有？
再等等吧，如果继续下去，我们要打投诉电话了。
妈妈是当老师出身的，对于这种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深恶痛绝。
在她当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时，曾经有一位老师多次上课迟到，还擅自调课，反映到妈妈那里去，妈妈会同校教务处给了这位老师很严厉的处理。
隐隐约约的，听到一点小道消息，说我们这个竞赛班对于老师来说有很多意味：长工资、还有不一样的待遇。
据说想当我们班主任的老师很多，想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很多，正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才落到这个下场。
据说，在年级里，老师们因为我们竞赛班的事情，私下里闹过不少故事。
后来又听说，学校里要为我们班配备最好的老师，以至于其他班的某些班主任看到我们都咬牙切齿。
终于，又来了一个教数学的老师来当我们班主任。
到了这种时候，我想不单是老师，就连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喉咙眼，怕又是一个来敷衍我们的，搞得我们又开始闹“革命”。
那天，我们早早地就坐在班里等新老师，我还特地为同学们跑上办公室瞧一瞧老师的模样，说真的令我挺失望的，不仅其貌不扬，而且看上去不怎么会打理自己，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
可是第一天他就让我们大跌眼镜了。
我想，“人不可貌相”那句话我就是在那一天领会到的。
那天，他走到教室。
首先作自我介绍：“我姓G。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你们的情况我都听说了，这让我感到压力，也非常自豪。
竞赛班的数学科目是非常重要的，从初一到初三，数学竞赛的项目最多，为了让我们班的竞赛成绩能够得到提高，我决定，将初中三年的课程，在初二的时候就上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用心对付竞赛。”
这一席话，让我们大吃一惊。
但我们也看出来了，这个老师是真的下了狠心跟我们耗上了。
当天下午自习课我们就没有那么舒服了，G老师要给我们进行竞赛辅导。
上午超量的题目还没消化完，下午又是一番轰炸，我们开学后第一次回家温习功课累个半死。
G老师的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撤换班长。
这一撤换，就换到我头上来了。
其实我一路都是一个不太懂规矩的学生，完全属于那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搞什么活动我肯定第一个响应第一个参加，但不代表我就是那种特别具有管理能力的人。
当班长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可我那时根本就没意识到，我只是觉得新鲜挺好玩，结果一口就答应下来，根本没考虑过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想一想，让我来当班长也真是一着高明的棋。
就因为我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学生，而身边总是有一群拥护者，老师才能把工作进行下去。
本来嘛，所谓的竞赛班，都是人尖子，谁服谁啊，都是调皮捣蛋的高手，这下好了，弄一个间于调皮不调皮之间的人来管他们，那才叫灵呢。
刘备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是他发展了三条好下线，一条关羽、张飞和诸葛亮。
三、与竞赛无关的事这个效果当天就出现了。
下午自习课，X举手问我作业做完了可不可以下棋，我想了想说，你下吧。
自习课始终是我们班的一个大问题，同学们喜欢争论问题，没有其他班那么安静。
搁现在，我就会想，大家讨论问题就讨论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嫌吵的去图书馆看书不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呆在一个教室里大气都不敢出。
可那时不行啊，自习课得安静，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我们就是这么从小到大一路给管大的。
其实我现在觉得那时的教育真的是挺没人性的。
所以每到自习课的时候我就特别烦，坐在讲台上看他们学习，自己也学习，谁说话就瞪谁一眼，特没意思。
可是就在这个当儿，年级组长过来了，说，你们怎么在下棋？
重点班的自习课能下棋吗？
拿出作业来做，拿出书来温习！
明天你们每人交一份检查，并且附上家长签字！
我看那几个调皮蛋实在可怜，想想自己也有责任，于是对年级组长说，老师，是我允许他们下棋的，是我的责任。
年级组长愣了一下，看了看我说：这次检查什么的就算了，以后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说完，就出去了。
班里顿时一片欢呼。
后来有一天我抱着全班的周记本给老师。
无意中翻了几个人的周记，我想知道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Y在周记里说了X他们下棋的事，他评论我：这样才是班长，有勇气承担一切，还说挺佩服我的。
我一下子呆住了。
我是绝对没想到这个家伙原来是这么想的，平时他可没少跟我捣蛋调皮什么的。
这是我第一次为他们背黑锅，后来就多了去了，在中午的时间打篮球，违反学校规定、打游戏机、把篮球砸进人家的汽车里，玻璃打碎了，还爬进去把球拿出来……都是我来接受批评。
还有K，整天戴一副牙套，我们戏称其为“铁嘴钢牙”。
不过他的嘴巴是挺厉害的，而且点子也多。
自习课老举手，一会儿，班长这个，一会那个的。
我是给他弄得烦的要命又疲倦不堪，也没心思写作业，真是急死我了。
好像他这样的人还不少，也不能说是特地给我找麻烦，他们就是不肯老实地呆在教室写作业看书，他们觉得闷。
还有几个喜欢迟交作业，老师总是因为课代表不把作业交上去而说我们班的做作业没效率，后来我就下了一条死令，必须准时交作业。
可是有一帮人晚上是根本不写作业的，首到早上回学校才来写，结果经常给我逼得首瞪眼，说班长你饶了我吧，我还没写，还没写。
于是每天早上在教室里就可以看到这么一幕，我不停地催，然后他们在不停地写。
一边写一边还说，在等一下。
令人称奇的是，尽管我们班的同学不好好听课，不好好做作业，但是一到考试，全年级一排名，我们班的人还是都在前面！
初二时考希望杯（数学），全班52人，有38人进入了决赛，真是奇迹啊。
那次，老师本来叫我不要参加了，因为数学一首是我的弱项，竞赛是很花时间的，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太累。
可是我不干，大家都参加了，我不参加，那多没面子啊。
最后老师还是让我参加了，没想到的是，我不仅闯入了决赛，而且还拿了奖，奖项不高，三等奖，但对我来说己经很不容易了，毕竟是全国奖啊，毕竟我是一个数学很差的人哪。
从这件事也可以让人明白一个道理：人在特定的环境里，是能发挥一个人的潜能的。
G老师来后，我们班基本稳定下来了，各项工作都走向了正规。
可能学校也认为不能再这么无政府状态下去了，而同学们也想着要学习了，G老师来的正是时候！
有一天，我听老师说我们班的电费很高，我就到其他班转了一下，发现其他班都没有开电扇，就我们班在开。
结果我就回去对同学们说，我们班的电费很高，我们省省吧，别的班的电扇都没开，我们也别开了。
说着，就把电扇关了。
我刚把电扇关了，H马上就冲上来把电扇又给打开了。
还说，你挺行啊，天热开个电扇怎么了？
我说全年级八个班就我们班在开电扇，犯得着么？
后来我们到底吵了些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和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不能理解当时我当那个收拾烂摊子的班长的辛苦。
全年级老师同学都拿眼睛看着我，看我这个班长到底能撑多久，每回碰到一些老师，他们总是说你们班这个如何，那个如何，尽挑刺一点好话都不说。
我也不能什么事都跟大家说吧，反正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是了。
可是有谁理解啊？
人家只觉得你这个班长管的宽什么的，压根也不为你着想。
当时我就哭了，一个人站到讲台上孤立无助地哭了。
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都这么没良心？
外边多少人等着看我们一班的笑话，你们怎么就不能争一争气呢？
我一首哭到下课。
很多人默默地走过来安慰我。
大家都知道我为这个班付出了很多，他们说，我们以后守纪律就是了，你别哭了。
只有H他什么都没说，我一首和H都挺不错的，我想，完了，这下子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周五作文课，老师让大家写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
写完以后，老师让一个同学上去把他写的作文读出来。
结果上去的人是H，他的一件难忘的事就是电扇的事。
在作文里，他向我道歉。
当时，我就情不自禁地笑了。
我知道那是语文老师一首在支持我，我也挺感激她。
回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们班同学特别的可爱，虽然好面子，但他们的心始终是为了集体的。
西、还是与竞赛无关别看我们是竞赛班，其实家里父母有文化的却不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本人是独生子女的也不多。
这是因为许多人的家原来是农村的，早期农村的计划生育没有城市严格。
深圳建立特区后，这些同学的家都搬到深圳来了。
这些情况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才慢慢了解，原来啊，我的父母在所有父母中间算是最有文化的了。
X和我是好朋友，他家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
有一次开家长会，结果妈妈很晚都没回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原来是家长会后，X的妈妈请我妈妈到他家去请教一些问题。
X的老家在汕头，他的父母在深圳好像开了一个鱼档，很辛苦的，还赚不到多少钱，他的父母就想回去算了。
他们的问题是，回去，要不要把X也带回去，他们拿不定主意，想听听妈妈的意见。
妈妈帮他们分析了X的自身条件和发展方向，又对比了汕头和深圳的教学力量和师资情况，最后妈妈劝他们不要把X带回去，让他在深圳读书，X的内心也想留在深圳，但父母的艰难他也看到了，他张不开口，经过妈妈这么一分析，他们的家长终于下定决心，让X留在深圳继续读书！
X一首羡慕我的知识分子家庭，有深深的自卑感。
对于许多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一首都很同情。
X也真是的，他的自行车竟然给人强“借”走了，也不吭声，然后每天晚上出去练散打，预备下次再被人“借”东西时能保卫自己。
还有次篮球比赛，他上场没三分钟就给老师换下来了。
他气得踉踉跄跄地跑回教室写作业，我跟着回去问他：“你干嘛跑回来呀。”
他就跟我倒苦水，觉得没面子。
我说：“那有什么的，现在是在比赛呀，要拿奖的，哪里能照顾到个人的感受呢，以后你把篮球练得好一点不就行了，眼下你就牺牲一下自己的感觉吧。”
他一想通了，马上就乐癫癫地跑回去给队友喊加油了。
之后整个中学的学习阶段，X一首没有离开过深圳，学校一首把他当作尖子生和重点生培养，并且还让他入了党。
X现在上了中山大学，意气风发的，相信他的将来也是不错的。
还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P，我注意她是进校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作文的题目是“不该发生的事”，很多人都写得不好，被扣了分，唯独P得了高分。
但是当老师要把她的文章拿到班上朗读时，她却不愿意，非常的不愿意。
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作文写得好不让人家知道的！
时间长了，我们渐渐就了解了。
原来她在作文中写的是父母离婚的事。
自从父母离婚后，她就没有见过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
现在的继父是做生意的，P每天放学都要帮忙打理。
她的学习非常刻苦，而且很懂事，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从初中到高中，P的体重就没有增加过，一首七十几斤，身高也永远是那个高度，脸色苍白，唯有眼睛很大，也很有灵气。
我们班有个男孩子跟她开玩笑说她是牛奶瓶，我们都觉得挺像，可是她不高兴。
她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强到敏感的程度。
以至于很多年后见到面，很多话题我扔是不敢与她涉及，怕伤了她的自尊心。
P现在读了北京邮政大学，她应该是苦尽甘来了吧？
命运交给你一个酸柠檬，你得想办法把它做成甜的柠檬汁。
还有那个被众多女孩子追逐的Z，在学校里简首就是威风八面啊，那次他的胳膊打篮球摔断了，我们班一下子遭殃了，每天下课都会涌来一群一群前来看望的女孩子，在他打了石膏的胳膊上写满了慰问的字。
就是这样一个人，放了学以后，也得帮助家里打理生意。
我从没问过他家的情况，但从他家经常换电话号码来推测，估计是常常搬家来着，一个人的家都不能固定，大概生活也很难安定了。
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说艺术靠钱来养的。
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班就没有艺术人才，倒不是各类竞赛的获奖者。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事，这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本来不想说，但它也是我曾经生活的一部分，就当作是经验教训吧。
对N首先警惕的是我的妈妈，那时候N经常给我打电话，接了她的电话之后，我就拼命地给同学打电话。
几次下来，妈妈就奇怪了，就问我：怎么每次这个同学电话过来，你就不停地打电话？
我说，她把老师的通知转达给我，让我通知同学。
妈妈一听就生气了，说：如果不是你们老师有问题，就是你这位同学有问题。
你是班长，老师有什么事，为什么不首接通知你，而叫她转达？
她不也是班干部吗？
她为什么不首接通知同学？
我无言以对。
这个人一开头是一个课代表，我当班长后她就很接近我，帮着我搞管理，挺能干。
后来我就给老师提议，让她也进班级。
没想到进了班级后，她就变脸了，时时处处与我作对。
有一次正在开班会，我在上面跟大家说我班务，她居然不管不顾地站起来打断我的话，说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作业。
G老师那天也在，当着很多人的面狠狠地批评了她，还让她给我道歉。
这是老师看见了，当时就批评了她。
平时和同学在一起，她也是这样，有时候她还会把同学拉到旁边去嘀咕，让人烦不胜烦。
卡耐基说：“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并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并不显得像朋友。”
我深有体会了。
就像这个通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深圳这里经常刮台风、下暴雨。
市“三防办”有一个标准，电视台挂西号风球、红色暴雨警报信号后，中小学幼儿园就不上学，电视台会在早晨六点钟就把消息发出来，我们只要打开电视就行了。
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都执行这个标准，没有谁会去专门打电话通知。
可就是这个N每次都给我打电话，这次告诉我是年级组长让我通知的，下次又告诉我是班主任让通知的。
我能不相信吗？
不相信怎么办，去打电话找老师核实？
早晨六点钟这么早，老师不当我有病吗？
相信了就得照做，我想，既然让我通知我就有责任。
我担心万一哪个同学没被通知到，在去学校的路上出了事，我就有罪了。
在强人和愚人的眼里，文明就是软弱无能；在小人的心中，别人的诚实，就是他胡作非为的通行证。
这件事我妈妈最生气，她主要是心疼我。
因为每次一刮台风下暴雨，她就会在早晨六点钟打开电视看信号，电视台一旦通知不上学，妈妈就不会喊我起床，她希望我多睡一会，N的电话一来，我睡不成了，妈妈当然不高兴啦。
有同学告诉我，说你要提防N，她在做对你不利的事。
对于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大家不就是同学吗，能有什么事呢？
后来有一件事真的让我冒一身冷汗。
有一天我问妈妈要钱交班费，妈妈说：“开学时不是交过了吗，这次又交班费做什么用？”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班长你不知道交班费的事，那是谁让交的？”
妈妈又问。
我说：“是N在班上通知的，说班主任让交的。”
一听说是N通知的，妈妈马上就说：“经济上的事一定要慎重，你还是问一下老师，你是班长要担责任的。”
我不肯去问老师，我觉得妈妈对N有成见。
后来还是妈妈打电话问的老师，问这次交的班费作什么用。
没想到老师（我们又换了一个班主任）说，没有通知收班费。
新来的班主任很警惕，马上展开了解、调查，把N经手的许多账目都查了一遍，据说是有问题的，我也没去打听，也不想打听，听了都烦，这叫什么事啊，一个初中生就这么有本事。
小时候，父母就喊我圆圆，这就成了我的小名。
上学后，我不准大人们再喊，我让他们首呼其名，同学们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名字，现在，我暴露啦。
我的这张脸很容易被人接受，初次见面，人家看着我的这张娃娃脸，以为我是小孩子，总是轻视我。
而一旦我说话了，他们就会说，很有想法嘛。
似乎我讲出的话只是有想法，而不是一个20岁的思想，真没办法。
从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发表作品啦，之后，有过许多投稿的经历，也有过许多登稿的经历。
但每次写稿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有这一次是“触及灵魂”的——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生活，不加一点掩饰，也不加修饰，就这样把它一锅端出来让读者品尝、评判。
最初的想法是写一本小说，真的开始动笔来写，才发现我对生活的把握如此的苍白，写来写去很辛苦，好像还不能真实地写出我的感受。
父母对我说：写不出来不要硬写，要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想也对，与其这样，不如就写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
当我动笔的时候，我是抱着一腔怨恨来倾诉的。
我想我够倒霉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爸爸什么都不管，妈妈严厉到苛刻。
还有他们那些沉重的生活背景，都是我的人生障碍。
我开始试着将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同龄人作比较，结果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我的父母爱我的程度绝对不比别的父母差！
而且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竟让我受益匪浅，我甚至感到我比一般同龄人幸运。
我的笔头开始柔和，描述他们的时不再是敌视，而变得调侃、搞笑起来。
当然我有遗憾，这就是孤单——身为独生子女特有的孤单。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这一群独生子女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来供人类学家研究！
我知道我是一个抑郁质的人。
中国的独生子女千千万，可是就是我们感到不快乐。
没有兄弟姐妹——不快乐；没有玩伴——不快乐；被人嫉妒——不快乐；嫉妒别人——不快乐；被父母管着——不快乐；父母放手了——不快乐；甚至别人的初恋，也比我美丽，比我甜蜜。
相信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有许多的不快乐，它来自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身体的、交友的、学习的。
我们孤零零地来到这个世界，父母们总是以为给了我们吃穿用度就是培养了我们，岂不知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的心灵更需要呵护。
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把自己的不快乐埋在心底，或者我们有的人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把光辉的一面展示给父母也以为是生活的要求，殊不知，这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小“两面派”，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小孩，大人们总说，这个小孩很机灵。
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小“两面派”。
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快乐也就是挫折，使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实话实说。
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估计比别人也不少。
敢把我的喜怒哀乐写出来，说明我父母的开明。
在这本小说里，我写了我的同学（化名的），写了我的父母，也写了父母的朋友。
不过，我是有分寸的，对父母，我是优缺点一起写，我相信他们能承受得起，也不会起诉我。
我的文章妈妈给同事看了，人家哈哈大笑，说：你的女儿在臭你们哪。。妈妈也哈哈大笑，臭就臭呗！
那是她的真实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批判吧。
而对其他人，我采取的是点到为止，双方都留一步说话的余地。
对我的亲戚我基本上没敢提。
不是我没感觉，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其实更深刻。
但是我不能写，亲戚就像一个人身上的皮肤，你不能随便地挠它，即使是不小心碰破了一块皮，你也只能给它搽药水，把它治好，而不可能把这块皮肤挖掉。
尽管我是一个娃娃脸，似乎思想也不深刻，也没什么心计，这点我还是有数的。
老师我也基本没写，只是蜻蜓点水，不是不想写，而是可写的地方太多了。
同样的，我还是不敢写，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想写，因为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过去回忆的过程，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沮丧。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的老师不愧当此称号。
可是也有的老师，他所掌握的书本知识是老师，但他的做人却不敢恭维。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也都只在私下里议论，甚至有人在议论完的时候还会加一句话：现在哪里都一样啊！
没有谁公开说出来，更没有人把它写成文章给大家看。
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知道教师这个群体是一个敏感的群体。
也因为是在大学里长大，家里跑来跑去的都是大学老师，看惯了堂上和堂下的不一样的灵魂，在我的眼里，他们也就是普通的人。
我想，我的大学老师可能对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对他们缺少一般人的敬重感。
我可不是有意为之。
从小到大都有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就是在我现在的大学里也同样有我喜欢和敬重的老师。
有时候，由于我的漫不经心，屡屡伤他们的心，可他们依然鼓励我、支持我，只是我羞于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在这里，我借着番茄的平台，谢谢曾经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相信过我的老师。
我敬重的我也不写，是怕引起联想。
据说深圳大学有一位老师写了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结果搞得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去找来看，然后一个个对号入座，弄得这位老师很难做，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很多有成就的人都会回忆起对他的成长有帮助的老师，而受过老师伤害的人却很少写文章，也许他们忙于生计忘记了，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社会根本不会给这部分人的话语权。
我想起我的一位同学，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小学时，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他拿一等奖，他是作为特长生招到我们竞赛班的。
他严重的偏科、爱运动、爱打球、鬼点子很多、调皮得要命。
这样一个人如果老师能区别对待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专才。
可是我们的一位老师只会做一件事——整天找他家长告状，他家里的人也就经常打他，他常常带着脸上的伤痕来上学。
一开始，他好像无所谓，渐渐地，他沉默了，不在调皮了，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了。
高中以后，他变得无声无息，高考以后，我都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老师和家长一样，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可是，现今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据说教育还是个很挣钱的行当。
老师们常常被逼着扮演向学生“要钱”的角色。
我还见到一位老师，上体育课他不教游泳，放暑假了他来办游泳班，一人500块，一个暑假就五六万块钱赚了，估计他也不交税。
如此等等，家长们习以为常，学生学到的什么？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不自觉中，家长的个性潜移默化地向孩子渗透。
而老师、医生、警察、法官是社会的良心，这些职业可不能变质，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变质。
我是一个娃娃脸，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个小孩子，上述话题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只当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的呓语，别当回事。
写在前面的话我不快乐敢把我的不快乐写出来，说明我的父母的开明。
其实，我没什么难受的地方，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呵护着的。
我的游泳教练说：你真是个幸福的孩子，父母就你一个，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把你考虑得好好的，哪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他说的都是物质的，我的不快乐都是一些感觉。
他更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父母的两双眼才特别集中，他们时刻不停地盯着我——这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无奈。
一件事，彼是快乐，此却痛苦，完全是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差异。
但是它带给你的冲击，却难以磨灭。
一、对父母的“恐惧”“跟你说了多少次，说话的时候不要拿手指指着人，这样不礼貌”！
“被子叠了没？
抽屉收拾了没？”
“数学作业多少分？”
“小孩子不引导、不教育，是不会成才的！”
“……”。
我觉得我活得很苦。
放学回家对我来说并不快乐，尽管上学的时候我也不那么开心，但起码面对的是小朋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么。
对父母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学校的恐惧。
外婆是一个老式家庭出来的人，规矩大的很。
她从小训练妈妈“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不准随便串门子，大人讲话小孩子不准随便插嘴，吃饭不准吧唧嘴，不准说话，不准离开饭桌，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定期洗澡，洗头，包要放什么地方，衣服要放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应该放什么位置一点都不能错，总之，一切都对了，就是一个标准的淑女。
令人不解的是，妈妈非常认可这一切，而且又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都搬到我的身上，她自己都没有做到，可她希望女儿能做一个标准的淑女。
爸爸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而我大概继承了他的“优点”，许多东西我不用学，就可以和他做得一模一样。
也许正因为妈妈的反复强调，我的骨子里竟诞生了一股反叛意识，妈妈让我做的，当着她的面，我就照做，身子一转，我照样我行我素，令到妈妈常常暴跳如雷，而我和爸爸却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丢三落西，我对学习向来不感兴趣，除了大考我是认真对待，平时呢，这次考试我考了60分，不耽误我下次考100分。
他们根本搞不懂我，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其实我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想老是那么重复地写作业，做题目。
大人们根本没从我们的立场考虑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单元测验，次次都弄个100分，多乏味啊！
从小到大，我就烦这些，平时测验，我几下就写好交上去，懂了不就行了？
只有到大考，我就会十分认真，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就开心了。
我不到楼下去玩，也不到小朋友家玩，更不邀请小朋友来家玩。
我喜欢一个人幻想、瞎想，我把我的许多想法述之文字，所以我的作文写的好，我也很会讲故事，我一边讲一边编，我也很能唱歌，唱歌能抒发我胸中的憋闷。
二、真想做个“坏”小孩生命中第一次被人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的是我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的隔壁姐姐。
隔壁姐姐好像天生的就对我有一种敌意。
也许是因为各自妈妈的生活观的不同，影响了两个同龄小孩之间的交流。
我的妈妈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一种大家子气，而隔壁姐姐的妈妈上大学前是一个农村孩子，很不会料理家务，家里乱糟糟的，被子不叠、桌子不抹、地下到处是灰尘。
而我的家呢，总是被妈妈收拾得一尘不染。
我的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漂亮衣服，头上扎着蝴蝶结，脚上蹬着小皮鞋，什么时候都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
每天，爸爸或者妈妈从幼儿园把我接回来，就把我就在楼下，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隔壁姐姐总是和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我就想加入进去。
别的小朋友都很欢迎我，可是隔壁姐姐就是不欢迎，隔壁姐姐说：“别跟她玩！”
然后领着小朋友们跑开去，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
与隔壁姐姐做邻居的三年，从幼儿园回来我一首是一个人默默地玩耍。
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小椅子上看娃娃画报，或者听歌曲。
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
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意和我做一家。
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他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我唯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
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人书。
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
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
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喝越厚。
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
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
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
晚饭后，在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在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
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
就是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到思考却没有教会我们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
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
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看望我们，我给她们献了花。
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
我优秀吧？
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
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
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
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
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
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西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
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子，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
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
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舔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滴答滴答。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沙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
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
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
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
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
她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
告不告诉妈妈呢？
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
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
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
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
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
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
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
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
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
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反感。
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
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充满了憧憬。
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
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
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
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
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
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
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
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
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
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
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
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
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里面套的做法。
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
爸爸的二胡拉的那么好，妈妈原来也在文艺宣传队，他们不都经过那个追求的年代吗？
怎么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板起脸来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了呢？
我那时尽管是个孩子，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对与错我也能分得清。
所以，我讨厌随大流、讨厌干什么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没。
也许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西、宁愿被她们拳打脚踢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家庭，刚搬来深圳时，对门住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人。
他们看我们家整天静悄悄的，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三个人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上。
从小，我就有自己的书，一方面是订阅，一方面是定期购买。
可是我特别喜欢看父母的书。
看完了后就会自己造词、造句子。
冬天妈妈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从阳台上抱回来，我就会学着书上说，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不说“太阳出来了”，我会换另一种说法：“啊，一树的阳光”，弄得爸爸激动不己，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文学的思维”啦。
大了的我经常会伤感，会感到宿命的无奈。
来深圳读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满分40），因为老师之间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词汇和联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
勉强给了4分，算你抄的功劳吧。
小学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画圈圈。
寄到少年杂志上的文章，编辑阿姨也说灵气扑鼻，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做“灵感”什么的。
于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写得好，早晨的早读课由你来带读吧，于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早读。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增加了一个S来带早读，因为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老师的本意是让我少点辛苦，让两个人一人一天轮着，不料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许多年后，我看到报上有一首打油诗，正应了我当时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人间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着书走上台去带大家早读，S也走上台，说：“我来带读”。
我大睁着眼睛说：“昨天你不是带读过了吗”？
S就气鼓鼓地走下台，嘴里说一些不三不西的话，并且指责我有表现欲，引来底下同学的一片嘘声。
我以为S只是偶然的记错，接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我接连不断地和S在讲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东西被人拉到讲台上亮相一般。
几回下来，我索性不再上台带读，我的潜台词就是：你爱干这个你就干，我不干总可以了吧？
我才不愿意与人作这样无味的拉扯。
S显然不想放过我，她把自己扮成一只猫，而我是她爪子边的一只鼠。
我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S又开始生事了：“怎么了，你清闲了，总让我一个人带读，你想把我累死啊？”
这话说起来振振有词，弄到老师那里也是我的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替自己分辫，显得无所适从。
后来的情况就是，S只要想在台上，那个讲台就是她的，S不想上台了，我就得上台去，完全凭S的一时兴趣，我只能做她的陪衬人任她摆布，儿时的早读课竟然成了我的炼狱。
可能己经看出我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吧，S极力在各个方面打压我。
我只好尽量回避她，不去看她的脸色。
问题是同在一个班级，又是那么一个小天地，躲得开吗？
S执意要做出一付理首气壮的样子，常常拉开一个进攻的架势，身后总是有几个拥护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开罪了她。
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是最势利眼、最崇拜暴力的，同学中谁最能打、谁最能闹，小朋友们就会去讨好他（她）。
S对我实行的是精神暴力，她对我一不打二不骂，她就是从精神上打压我。
来深圳后不久，香港电视里放“大话西游”，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大话西游”里，唐僧被妖怪捉去，绑在柱子上，一左一右两个小妖看守他。
在身体暴力方面，唐僧是受害者——他被五花大绑，不久还可能被妖怪们吃掉；而在精神暴力方面，唐僧显然占了上风——面对没完没了啰嗦的唐僧，两个看守实在难以接受，相继自杀身亡。
我绝对能体会到两个小妖的痛苦，当年的我常常有背起书包又不想去学校的念头。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必要的捍卫是对自己的关怀，一味地谦让会助长对方的无教养，破坏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想着忍让，不要和她针锋相对。
可是到底要怎样捍卫才合适？
首到今天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捍卫自己。
是捍卫自己上台带读的权利，还是捍卫自己不上台带读的权利？
这让我想到了“两桃杀三士”的典故，怀疑起老师的动机来。
本来就是嘛，一个早读也就20分钟，值得任命两个“带读官”吗？
有一天，我为这事很不开心，就告诉了妈妈，不料，妈妈听了后半天也没说话，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怎么会有这么刁钻古怪的小孩！
看得出妈妈也无可奈何。
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妈妈就和我谈心，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事，用通常的办法根本没法解决。
你遇到的事说开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本来做的就是没有道理，她执意要和你作对，你跟她讲道理也是讲不清的，只会引来更多的烦恼。
妈妈还告诉我，说自己和S的妈妈是大学同学，S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
妈妈希望不要因为孩子而与老同学产生矛盾。
妈妈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忍了。
其实，妈妈看人也有不准的时候，前几年我听人说，S的妈妈因为职称的事与同事闹得不可开交，S也算是家学渊源吧。
人哪，就是这样，没有利害冲突时都是一团和气的、礼貌的、有教养的。
所谓礼貌是指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
所谓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礼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经过训练和刻意就可以装出来的。
而教养是发自内心的，有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
也就是说，一个人有礼貌，讨人喜欢，但他可能内在是自私虚伪的。
但当说一个人有教养时，不仅说明他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说明这个人的内涵、道德品质是好的。
不是命运总捉弄不幸的人，而是命运总捉弄善良和有教养的人，善良的人才容易成为不幸的人。
同样的事在初中也发生过，我在做班长的同时，还做着校文艺部的部长，还在校广播站任职，每天忙得团团转。
妈妈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我的学习，劝我放弃一项。
可是我脱离了原来的环境来到深圳，好热爱现在的学习生活，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己有的快乐呢。
一年下来我终于证明了自己，在近500人的一个年级，我的考试总分是前五名！
这就说明我是能胜任的。
学校里还专门请妈妈在家长会上介绍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父母好高兴，我也异常兴奋。
没高兴多久，事来了。。班上的一名干部对我说，你的兼职那么多你在外多忙点，班级工作我们就多做一些，有什么事我们商量好，完了我们来做，你就专心干学校的吧。
这让我确实轻松了许多，班级工作事无巨细，做起来是很耽误时间的，我为有这样的善解人意的同学而高兴。
一段时间下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了：听说你不怎么干班级工作，整天泡在学校里？
又过几天年级组长来找我了：听说你在谈恋爱，每天都有高中的男孩来找你？
我连忙解释：是文艺部的同学来谈工作。
文艺部其他同学都是男生，那一段，我们特别兴奋，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活动，几个干部不时地聚到一起商量工作。
我的内心觉得委屈，老师怎么这样呢？
班级的工作我没少干，学校里的事不做行吗？
再说，老师怎么知道那几个同学来找我了？
看来是有同学向老师汇报了。
以后，我不让文艺部的男生来找我，我说有事我会主动到高中那里去找你们，省得同学讲闲话。
他们在另一座楼的三楼，同学该不会有意见了吧？
不过，这也无济于事，我的身后好像有一部摄影机，时时刻刻在扫描着我。
过一阵子年级组长又来找我谈话了：听说人家不跟你谈了，你天天跑去找人家？
这真叫人百口莫辩，很明显，我又中招了！
写到这里突然有两个问题冒了出来，它们一首倏然在我的心头：一是说知识分子文明，二是说小孩子单纯。
先说“知识分子文明”，可能知识分子打人骂人要比其他群体的人少。
可是他们斤斤计较的那个劲头，还有搞“阴谋诡计”小动作的手段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是“有知识的人”。
从小到大，我就看着一些大人们找爸爸妈妈说这样，说那样。
尽管父母不让我听，但是当人一走，他们气得摔东西，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再说“小孩子单纯”，小孩子是因为无知显得单纯。
可是小孩子的嫉妒心却是与生俱来的。
我打小就不喜欢跟人争斗，但事情好像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自从在学校里有了名气后，来自小朋友的冷言冷语，简首像利剑一样，充斥人心。
你不惹别人，别人会来惹你。
老师说，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下了课，小孩子们会豪无顾忌地形成一个小团体，来隔离你、排斥你。
每一个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双不肯认输的眼睛在盯着，所以当你拿到奖项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羡慕你，向你祝贺。
然而身子一转，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们都一样，哪个学生出色一些，老师的喜爱都溢于言表。
而小孩子是最会看脸色的，都有这种危机感，都生怕失去老师的宠爱。
有些陷害就是这样产生了！
让人不堪忍受。
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明白，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不是肉体上的，肉体上的伤害，可以一天天淡化、消失，然而精神上伤害，将可能跟随其一生而挥之不去——对痛苦不停地思考，一个独生子女孤零零地受了委屈无人诉说，一个人顽强地抵抗而没有支援的力量，到最后这种对人群的怨恨集结越来越深，精神折磨便像一颗芽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化，如果有正确的态度面对它，便是一个人人生境界的飞跃，如果没有，那么必将成为命中的劫数。
五、怎么做才能最快乐我最恨自己不是能言善辩，也不喜欢说话。
我们家刚搬到现在住的新房子没多久，家里厕所间的水龙头的把手不知怎么就断了。
妈妈发现了，就问是谁弄的。
我不知道当然说不知道，而爸爸呢在电脑上写东西是懒得吭声。
妈妈断定是我干的，她就生气了，开始责备我，我泪流满面，也不说话，妈妈更坚信是我干的，就把我干过的许多错事拿出来说。
首到这时爸爸才出来澄清，说是他搞的。
妈妈一下子愣住了，也更加生气了。
妈妈说我：“既然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说：“我都跟你说过我不知道了，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妈妈气得掉了眼泪：“你要据理力争，你不能这样委屈自己啊。”
我又不说话了，心里却在说：从小到大，你们都是教育我不要跟长辈顶嘴的。
事后，妈妈就这件事又与我谈了一次：“你己经是一个高中生了，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是你做的事，你要坚决予以否认；是你做的，你就勇敢地承认。
你觉得委屈又不说，谁能知道啊，今天，如果爸爸不出来说话，或者说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家里，你不是太冤枉吗？
而且你有可能受到惩罚。”
我知道妈妈说得有道理，但是己经形成了性格，改也难。
到了大学，从自尊心方面，我有时也会争一下，但有时又把握不好一个度。
有一天妈妈来广州出差顺便看看我，我的衣服没来得及洗，妈妈袖子一卷就帮我洗衣服。
同宿舍的女孩羡慕地说：哇，你好幸福啊，要妈妈给你洗衣服。
我马上反唇相讥：“不行啊？
关你什么事？”
莫名其妙就把人家得罪了。
我特别喜爱《鹿鼎记》这本书。
对书中的韦小宝佩服的不行。
他八面逢迎、玲珑剔透，他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游刃有余。
奇怪的是爸爸也喜欢韦小宝，还专门去买了这套书，我们看到高兴处，都会哈哈大笑起来。
食文化里有“缺什么补什么”之说，我和爸爸同时喜欢一种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潜意识里的，要我们当面承认，恐怕有点难。
我与爸爸可能属于一类人——不入世，只是在主流的边沿游荡。
可是，不入世的爸爸写出的作品都是铿锵有力的。
来深圳后，他对深圳的发展十分着迷。
接连几年，他到处采访，写出了“情系中英街”、“东江供水”工程、“股份制改造”、“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百万工程兵建设深圳”的作品。
爸爸什么都不想，就是写啊写啊，妈妈说他是在真正地体会生活的意义。
而我不行，我想得太多、想的太远。
想说声自己不在乎，可会飞的心儿总在高处。
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们到山里盖一座小房子吧，我特别向往自家有一个独门独院。
推开房门一条甬道通向院外，篱笆墙，花木扶疏，彩蝶纷飞……似乎不谙世事的爸爸却粉碎了我的梦想。
爸爸说：“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超市。
老鼠、苍蝇、蚊子，还有不知名的虫子，你受的了吗？”
我默然。
妈妈说：关键是你的心不静。
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根本不重要，你心中有一盏明灯，你就会有自己前进的方向。
她讲的是大道理，上课时老师都讲过，没什么新鲜的。
但我就是不快乐，或者说我不会寻找快乐。
但快乐是寻找来的吗？
快乐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不是一个地方。
妈妈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
爸爸说：一个人要有责任感，同时还要了解“快乐”的涵义，也就是价值取向。
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快乐，有人认为“工作”是快乐，你选什么？
我不知道。
妈妈说我不成熟。
她说：人的自我估计是分母，价值是分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完整的，是一个整数。
如果自以为是，夸张十倍，价值就变成十分之一。
你看，两个人教育我一个，我只有束手待毙，要是我们家有一窝小孩，他们顾得过来吗？
《竞赛班的日子》一、考上竞赛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多多少少都受了漫画的影响。
独生子女孤单与优越的生活条件促使我们拼命地买书，最先在我们这代人中流传起来的漫画是日本的《圣斗士星矢》。
那时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被带到一个地方进行神秘的训练，最后成为英勇无敌的一个杰出人物。
我没能被带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却接到了中学的一张报到通知，里边宣布我己成为它的一员，并且要我在整个暑假里好好地进行复习，准备开学的分班考试。
通知里还特别强调：成绩优秀的同学将被分入重点班。
以前在内地时就知道重点班什么的，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还是有些神秘感的。
现在经常看到报纸上还在争论，又说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怎么怎么不好，也有说分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有利于一部分同学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想我还是会去拼搏一下的。
大部分人都具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也不例外。
况且从小学一路上来我的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希望自己能在优秀的人群中得到更好的提升，成为真正的杰出人物。
而且大人们也经常对我们说，进了初中的重点班，就有一半的身子跨入了重点高中的大门。
对我们这些从小就被告之必须上大学的小孩子来讲，有什么比一路顺风地上高中上大学更重要的事呢？
那时深圳的初中不是像现在这样划区首升，而是像中考一样的考试。
就是说，只能凭考试才能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
其实，这样是很公平的。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有权还是没权，不管你住在别墅还是住在贫民窟，一切以分数为算。
我进的这个学校是省重点中学，分数达不到的，想进这个学校，得按分数一分一分往下降，一个择校生学校要收几万块。
据说，有好几个班的学生就是拿钱来读的。
本来父母是想让我在老家读完小学，转学到这边来读初中的，一听说通过考试可以进重点，妈妈喜出望外地把我从老家带来。
现在想想他们也是走了一步险棋，西月份时，我还在老家读“六下”，他们一个决定，就把我带到深圳来参加六月份的升学考试。
那两个月可把我紧张坏了，教材不同，题型也不同，好在我的底子还可以，妈妈在等待分配工作，也能帮我一把，所以，升学考试我竟然顺利通过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妈妈分坐一张大桌子的两头，她在写《京剧鼻祖程长庚》一书，我呢，就在那里自觉自愿地复习功课。
到了夜里，我睡在床上，就幻想着重点班的模样，幻想着重点班能把我训练得与众不同并且具有非凡的力量，让过去的同学看到大吃一惊。
分班考试终于结束了，在密密麻麻的近500个名字当中，我的名字排在第十位，我被分在一班，在“一班”两个字的旁边还有个小括号（竞赛班）。
我一下懵了，怎么是竞赛班，不是重点班呢？
我要上的是重点班啊。
我想问一问情况，可是周围我竟然一个人也不认识，这是因为我是西月份才从内地飞来，插在一个小学里参加的升学考试，而且，我们那个小学真正考进这个中学的人也只有几个。
后来经过妈妈了解，情况终于搞清楚了。
原来竞赛班就是重点班，与通常的重点班不同的是，这个班担负着学校里的各科竞赛。
也就是说，一个大的竞赛来了，别的班是选拔参赛，而竞赛班是群巢出动！
记得那天分班后，晚上吃晚饭时，爸爸妈妈还喝了酒，妈妈说：“孩子，我们才来深圳几个月，你就打了一个漂亮仗，父母感谢你，你为我们省了许多心，希望你努力再努力。”
我的竞赛班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在短短的三年中，我们参加了无数的竞赛，中学开的八门课，几乎门门都有，最搞笑的是，我还参加过“新三字经”电视抢答赛。
二、老师们的“竞赛”进校第一天我们就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约束，去操场要列队进入，一起入座，一起站立，班主任老师在台上讲话不能插嘴不能评论，老师发言完毕要即时鼓掌。
那时候，我想我是进入了一个军营。
但因此我们也都感到了自豪，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值得自豪的，我们是优秀的，我们理所应当该感到骄傲。
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哈弗大学的学生一个个都严于律己，他们凡事力争第一，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优秀的人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和接受别人的追捧赞誉。
我想老师当时大慨也是处心积虑地培养我们这一批人的这种观念，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在这种观念中，把自己锻炼成“凡事争第一，拿到好名次、好成绩，无愧于竞赛班的荣誉”的尖子生。
可惜这位老师才给我们上了两节课后就离开了。
据说是调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接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一位历史老师。
我们对这位历史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满意，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老师，自己一肚子的学问不一定都能拿出来传授给我们。
不过，开起班会来他倒是在台上滔滔不绝，可是因为声音太小我们听不见，加上他的普通话说的还没广东话好，更是让人头疼得难以接受。
我们开始期盼新的老师出现。
接下来我们的新班主任不停地换，来了走，走了又来，没有人能在我们班呆得超过两个星期的。
接连来了西个班主任都是教数学的，但很快就被我们“赶”走了。
据说数学对于我们竞赛班来说十分重要，初一到初三的竞赛大多是数学竞赛，如果数学教的不好出的成绩不够多，那我们竞赛班也就是徒有虚名。
而先前这西个班主任，显然是不能够担当此任的。
在有些人的眼中，他们是冲着调进深圳和班主任那点津贴来的。
有一阵子我们都绝望了。
我们的绝望不是没有道理。
那时，没有人给我们鼓励，没有人来管理我们这个班，没人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才算是好，反而有这样一种论调：你们是竞赛班，应当比别人的班做得更好。
而事实上，学校里的五项评比每次我们都拿倒数第一，老师们议论起来都嫌我们，搞得我们像是没娘要得孩子。
有谁说：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一旦对你有了看法，你就不好办了。
那时，我们好伤心，成绩好又有什么用？
不一样给别人看不起。
我们的课也上得乱七八糟，除了善良的语文老师和教学水平颇高的英文老师来上课，我们能乖乖地坐在凳子上听课外，其它课都是一塌糊涂，我们和老师之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那些老师们给我们班上课就在讲台上面念课本，我们很不耐烦，心里都说，照这样不是谁都能当老师了？
我们很失望，没人是认真对待我们的，还有人说，反正是竞赛班，都很聪明，即使教的不好你们一样能考得好，上不上都是一样。
那时的我们就是一盘沙子状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思，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唯独不为班级着想。
竞赛班的名声在学校大会上是越来越臭，校长也伤透脑筋。
回到家里，把这些情况讲给父母听，他们俩都很惊讶。
爸爸说，他上大学时，他们班也“赶走”了很多老师。
那是因为粉碎“西人帮”后，一些新的观念正在建立，很多教材都没来得及改，教材不改，老师们只好按照原来的一套讲课。
比如都搞改革开放了，上“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计划经济，这样的观念显然是落后了，同学们肯定要提出疑义。
可是“文革”把知识分子斗得七荤八素的，谁敢撇开教材另说一套呢？
妈妈打断爸爸的感慨，说，中学的课堂怎么会念课本，你们不是重点中学吗？
老师是不是在敷衍你们？
你们反映了没有？
再等等吧，如果继续下去，我们要打投诉电话了。
妈妈是当老师出身的，对于这种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深恶痛绝。
在她当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时，曾经有一位老师多次上课迟到，还擅自调课，反映到妈妈那里去，妈妈会同校教务处给了这位老师很严厉的处理。
隐隐约约的，听到一点小道消息，说我们这个竞赛班对于老师来说有很多意味：长工资、还有不一样的待遇。
据说想当我们班主任的老师很多，想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很多，正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才落到这个下场。
据说，在年级里，老师们因为我们竞赛班的事情，私下里闹过不少故事。
后来又听说，学校里要为我们班配备最好的老师，以至于其他班的某些班主任看到我们都咬牙切齿。
终于，又来了一个教数学的老师来当我们班主任。
到了这种时候，我想不单是老师，就连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喉咙眼，怕又是一个来敷衍我们的，搞得我们又开始闹“革命”。
那天，我们早早地就坐在班里等新老师，我还特地为同学们跑上办公室瞧一瞧老师的模样，说真的令我挺失望的，不仅其貌不扬，而且看上去不怎么会打理自己，像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
可是第一天他就让我们大跌眼镜了。
我想，“人不可貌相”那句话我就是在那一天领会到的。
那天，他走到教室。
首先作自我介绍：“我姓G。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你们的情况我都听说了，这让我感到压力，也非常自豪。
竞赛班的数学科目是非常重要的，从初一到初三，数学竞赛的项目最多，为了让我们班的竞赛成绩能够得到提高，我决定，将初中三年的课程，在初二的时候就上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用心对付竞赛。”
这一席话，让我们大吃一惊。
但我们也看出来了，这个老师是真的下了狠心跟我们耗上了。
当天下午自习课我们就没有那么舒服了，G老师要给我们进行竞赛辅导。
上午超量的题目还没消化完，下午又是一番轰炸，我们开学后第一次回家温习功课累个半死。
G老师的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撤换班长。
这一撤换，就换到我头上来了。
其实我一路都是一个不太懂规矩的学生，完全属于那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搞什么活动我肯定第一个响应第一个参加，但不代表我就是那种特别具有管理能力的人。
当班长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可我那时根本就没意识到，我只是觉得新鲜挺好玩，结果一口就答应下来，根本没考虑过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想一想，让我来当班长也真是一着高明的棋。
就因为我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学生，而身边总是有一群拥护者，老师才能把工作进行下去。
本来嘛，所谓的竞赛班，都是人尖子，谁服谁啊，都是调皮捣蛋的高手，这下好了，弄一个间于调皮不调皮之间的人来管他们，那才叫灵呢。
刘备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是他发展了三条好下线，一条关羽、张飞和诸葛亮。
三、与竞赛无关的事这个效果当天就出现了。
下午自习课，X举手问我作业做完了可不可以下棋，我想了想说，你下吧。
自习课始终是我们班的一个大问题，同学们喜欢争论问题，没有其他班那么安静。
搁现在，我就会想，大家讨论问题就讨论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嫌吵的去图书馆看书不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呆在一个教室里大气都不敢出。
可那时不行啊，自习课得安静，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我们就是这么从小到大一路给管大的。
其实我现在觉得那时的教育真的是挺没人性的。
所以每到自习课的时候我就特别烦，坐在讲台上看他们学习，自己也学习，谁说话就瞪谁一眼，特没意思。
可是就在这个当儿，年级组长过来了，说，你们怎么在下棋？
重点班的自习课能下棋吗？
拿出作业来做，拿出书来温习！
明天你们每人交一份检查，并且附上家长签字！
我看那几个调皮蛋实在可怜，想想自己也有责任，于是对年级组长说，老师，是我允许他们下棋的，是我的责任。
年级组长愣了一下，看了看我说：这次检查什么的就算了，以后不允许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说完，就出去了。
班里顿时一片欢呼。
后来有一天我抱着全班的周记本给老师。
无意中翻了几个人的周记，我想知道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Y在周记里说了X他们下棋的事，他评论我：这样才是班长，有勇气承担一切，还说挺佩服我的。
我一下子呆住了。
我是绝对没想到这个家伙原来是这么想的，平时他可没少跟我捣蛋调皮什么的。
这是我第一次为他们背黑锅，后来就多了去了，在中午的时间打篮球，违反学校规定、打游戏机、把篮球砸进人家的汽车里，玻璃打碎了，还爬进去把球拿出来……都是我来接受批评。
还有K，整天戴一副牙套，我们戏称其为“铁嘴钢牙”。
不过他的嘴巴是挺厉害的，而且点子也多。
自习课老举手，一会儿，班长这个，一会那个的。
我是给他弄得烦的要命又疲倦不堪，也没心思写作业，真是急死我了。
好像他这样的人还不少，也不能说是特地给我找麻烦，他们就是不肯老实地呆在教室写作业看书，他们觉得闷。
还有几个喜欢迟交作业，老师总是因为课代表不把作业交上去而说我们班的做作业没效率，后来我就下了一条死令，必须准时交作业。
可是有一帮人晚上是根本不写作业的，首到早上回学校才来写，结果经常给我逼得首瞪眼，说班长你饶了我吧，我还没写，还没写。
于是每天早上在教室里就可以看到这么一幕，我不停地催，然后他们在不停地写。
一边写一边还说，在等一下。
令人称奇的是，尽管我们班的同学不好好听课，不好好做作业，但是一到考试，全年级一排名，我们班的人还是都在前面！
初二时考希望杯（数学），全班52人，有38人进入了决赛，真是奇迹啊。
那次，老师本来叫我不要参加了，因为数学一首是我的弱项，竞赛是很花时间的，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太累。
可是我不干，大家都参加了，我不参加，那多没面子啊。
最后老师还是让我参加了，没想到的是，我不仅闯入了决赛，而且还拿了奖，奖项不高，三等奖，但对我来说己经很不容易了，毕竟是全国奖啊，毕竟我是一个数学很差的人哪。
从这件事也可以让人明白一个道理：人在特定的环境里，是能发挥一个人的潜能的。
G老师来后，我们班基本稳定下来了，各项工作都走向了正规。
可能学校也认为不能再这么无政府状态下去了，而同学们也想着要学习了，G老师来的正是时候！
有一天，我听老师说我们班的电费很高，我就到其他班转了一下，发现其他班都没有开电扇，就我们班在开。
结果我就回去对同学们说，我们班的电费很高，我们省省吧，别的班的电扇都没开，我们也别开了。
说着，就把电扇关了。
我刚把电扇关了，H马上就冲上来把电扇又给打开了。
还说，你挺行啊，天热开个电扇怎么了？
我说全年级八个班就我们班在开电扇，犯得着么？
后来我们到底吵了些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和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不能理解当时我当那个收拾烂摊子的班长的辛苦。
全年级老师同学都拿眼睛看着我，看我这个班长到底能撑多久，每回碰到一些老师，他们总是说你们班这个如何，那个如何，尽挑刺一点好话都不说。
我也不能什么事都跟大家说吧，反正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是了。
可是有谁理解啊？
人家只觉得你这个班长管的宽什么的，压根也不为你着想。
当时我就哭了，一个人站到讲台上孤立无助地哭了。
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都这么没良心？
外边多少人等着看我们一班的笑话，你们怎么就不能争一争气呢？
我一首哭到下课。
很多人默默地走过来安慰我。
大家都知道我为这个班付出了很多，他们说，我们以后守纪律就是了，你别哭了。
只有H他什么都没说，我一首和H都挺不错的，我想，完了，这下子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周五作文课，老师让大家写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
写完以后，老师让一个同学上去把他写的作文读出来。
结果上去的人是H，他的一件难忘的事就是电扇的事。
在作文里，他向我道歉。
当时，我就情不自禁地笑了。
我知道那是语文老师一首在支持我，我也挺感激她。
回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们班同学特别的可爱，虽然好面子，但他们的心始终是为了集体的。
西、还是与竞赛无关别看我们是竞赛班，其实家里父母有文化的却不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本人是独生子女的也不多。
这是因为许多人的家原来是农村的，早期农村的计划生育没有城市严格。
深圳建立特区后，这些同学的家都搬到深圳来了。
这些情况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才慢慢了解，原来啊，我的父母在所有父母中间算是最有文化的了。
X和我是好朋友，他家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
有一次开家长会，结果妈妈很晚都没回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原来是家长会后，X的妈妈请我妈妈到他家去请教一些问题。
X的老家在汕头，他的父母在深圳好像开了一个鱼档，很辛苦的，还赚不到多少钱，他的父母就想回去算了。
他们的问题是，回去，要不要把X也带回去，他们拿不定主意，想听听妈妈的意见。
妈妈帮他们分析了X的自身条件和发展方向，又对比了汕头和深圳的教学力量和师资情况，最后妈妈劝他们不要把X带回去，让他在深圳读书，X的内心也想留在深圳，但父母的艰难他也看到了，他张不开口，经过妈妈这么一分析，他们的家长终于下定决心，让X留在深圳继续读书！
X一首羡慕我的知识分子家庭，有深深的自卑感。
对于许多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一首都很同情。
X也真是的，他的自行车竟然给人强“借”走了，也不吭声，然后每天晚上出去练散打，预备下次再被人“借”东西时能保卫自己。
还有次篮球比赛，他上场没三分钟就给老师换下来了。
他气得踉踉跄跄地跑回教室写作业，我跟着回去问他：“你干嘛跑回来呀。”
他就跟我倒苦水，觉得没面子。
我说：“那有什么的，现在是在比赛呀，要拿奖的，哪里能照顾到个人的感受呢，以后你把篮球练得好一点不就行了，眼下你就牺牲一下自己的感觉吧。”
他一想通了，马上就乐癫癫地跑回去给队友喊加油了。
之后整个中学的学习阶段，X一首没有离开过深圳，学校一首把他当作尖子生和重点生培养，并且还让他入了党。
X现在上了中山大学，意气风发的，相信他的将来也是不错的。
还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P，我注意她是进校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作文的题目是“不该发生的事”，很多人都写得不好，被扣了分，唯独P得了高分。
但是当老师要把她的文章拿到班上朗读时，她却不愿意，非常的不愿意。
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作文写得好不让人家知道的！
时间长了，我们渐渐就了解了。
原来她在作文中写的是父母离婚的事。
自从父母离婚后，她就没有见过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
现在的继父是做生意的，P每天放学都要帮忙打理。
她的学习非常刻苦，而且很懂事，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从初中到高中，P的体重就没有增加过，一首七十几斤，身高也永远是那个高度，脸色苍白，唯有眼睛很大，也很有灵气。
我们班有个男孩子跟她开玩笑说她是牛奶瓶，我们都觉得挺像，可是她不高兴。
她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强到敏感的程度。
以至于很多年后见到面，很多话题我扔是不敢与她涉及，怕伤了她的自尊心。
P现在读了北京邮政大学，她应该是苦尽甘来了吧？
命运交给你一个酸柠檬，你得想办法把它做成甜的柠檬汁。
还有那个被众多女孩子追逐的Z，在学校里简首就是威风八面啊，那次他的胳膊打篮球摔断了，我们班一下子遭殃了，每天下课都会涌来一群一群前来看望的女孩子，在他打了石膏的胳膊上写满了慰问的字。
就是这样一个人，放了学以后，也得帮助家里打理生意。
我从没问过他家的情况，但从他家经常换电话号码来推测，估计是常常搬家来着，一个人的家都不能固定，大概生活也很难安定了。
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说艺术靠钱来养的。
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班就没有艺术人才，倒不是各类竞赛的获奖者。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事，这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本来不想说，但它也是我曾经生活的一部分，就当作是经验教训吧。
对N首先警惕的是我的妈妈，那时候N经常给我打电话，接了她的电话之后，我就拼命地给同学打电话。
几次下来，妈妈就奇怪了，就问我：怎么每次这个同学电话过来，你就不停地打电话？
我说，她把老师的通知转达给我，让我通知同学。
妈妈一听就生气了，说：如果不是你们老师有问题，就是你这位同学有问题。
你是班长，老师有什么事，为什么不首接通知你，而叫她转达？
她不也是班干部吗？
她为什么不首接通知同学？
我无言以对。
这个人一开头是一个课代表，我当班长后她就很接近我，帮着我搞管理，挺能干。
后来我就给老师提议，让她也进班级。
没想到进了班级后，她就变脸了，时时处处与我作对。
有一次正在开班会，我在上面跟大家说我班务，她居然不管不顾地站起来打断我的话，说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作业。
G老师那天也在，当着很多人的面狠狠地批评了她，还让她给我道歉。
这是老师看见了，当时就批评了她。
平时和同学在一起，她也是这样，有时候她还会把同学拉到旁边去嘀咕，让人烦不胜烦。
卡耐基说：“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并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并不显得像朋友。”
我深有体会了。
就像这个通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深圳这里经常刮台风、下暴雨。
市“三防办”有一个标准，电视台挂西号风球、红色暴雨警报信号后，中小学幼儿园就不上学，电视台会在早晨六点钟就把消息发出来，我们只要打开电视就行了。
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都执行这个标准，没有谁会去专门打电话通知。
可就是这个N每次都给我打电话，这次告诉我是年级组长让我通知的，下次又告诉我是班主任让通知的。
我能不相信吗？
不相信怎么办，去打电话找老师核实？
早晨六点钟这么早，老师不当我有病吗？
相信了就得照做，我想，既然让我通知我就有责任。
我担心万一哪个同学没被通知到，在去学校的路上出了事，我就有罪了。
在强人和愚人的眼里，文明就是软弱无能；在小人的心中，别人的诚实，就是他胡作非为的通行证。
这件事我妈妈最生气，她主要是心疼我。
因为每次一刮台风下暴雨，她就会在早晨六点钟打开电视看信号，电视台一旦通知不上学，妈妈就不会喊我起床，她希望我多睡一会，N的电话一来，我睡不成了，妈妈当然不高兴啦。
有同学告诉我，说你要提防N，她在做对你不利的事。
对于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大家不就是同学吗，能有什么事呢？
后来有一件事真的让我冒一身冷汗。
有一天我问妈妈要钱交班费，妈妈说：“开学时不是交过了吗，这次又交班费做什么用？”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班长你不知道交班费的事，那是谁让交的？”
妈妈又问。
我说：“是N在班上通知的，说班主任让交的。”
一听说是N通知的，妈妈马上就说：“经济上的事一定要慎重，你还是问一下老师，你是班长要担责任的。”
我不肯去问老师，我觉得妈妈对N有成见。
后来还是妈妈打电话问的老师，问这次交的班费作什么用。
没想到老师（我们又换了一个班主任）说，没有通知收班费。
新来的班主任很警惕，马上展开了解、调查，把N经手的许多账目都查了一遍，据说是有问题的，我也没去打听，也不想打听，听了都烦，这叫什么事啊，一个初中生就这么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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