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隔壁的那家夫妇男的姓黄，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个男孩，在我看来己经是个大人了，也己经不上学了，他父亲把他送到工厂没干几天就跑了回来。
门都不愿意出，啥活都不干，整天趴在屋里写小说。
他的父母也发愁，有天他妈妈要做饭，让他去打桶水，黄老大正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虚构世界里，常年笔耕不辍仍然一无所获，焦躁的黄老大己经像一座临界的火山。
他妈喊了他一遍，他应了一声，喊一遍又应了一声，当喊第三遍的时候，黄老大站起身来，拿着水桶摇摇晃晃的走到门口。
门外明亮的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突然把手里的铁皮水桶狠狠的摔到了地上。
“拎水！
拎水！
就知道让我拎水！”
他匍匐在地上痛哭。
我父亲见了，摇摇头说，没出息的家伙。
后来心灰意冷的黄老大放下了文学梦，仍旧进了工厂。
有次我跟黄老大的弟弟黄老三结伴去厕所的时候，他给了我两张纸，纸上是黄老大写的小说。
于是我就在大便的过程中，成了黄老大为数不多的读者之一。
拉完屎之后，我用黄老大的作品擦了***。
黄老三是个比我还要小两岁的男孩，特皮，他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跟我一个学校，经常一起去上学。
每当我值日的时候，她就帮我拎洒水壶或者蜂窝煤。
总而言之，跟他们姐弟两人相处的很不错，吃饭的时候，经常端着碗到我们家，或者我端着碗到他们家。
再远一点的一家，姓朱，我们刚搬来的时候，他年近西十还是光棍一条。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个矮，目测一米五几。
但他是个能人，会写毛笔字，过年的时候邻居们的门对子就被他承包了，会写美术字，他们单位大门口的牌子就是他写的，宋黑体，很庄严的样子。
他还会摄影，是单位的宣传干事，还有自己的暗室，能够自己冲洗黑白照片。
那个时候照相都要去照相馆，站在布景前面，才能留下自己的光辉形象，但他拿着砖块一样大的相机，哪儿都可以拍。
他为我留下了几张小学时期大杂院里富有生活气息的照片。
另外住在院子门口的一家本地人，姓梁，还比较年轻，只有一个女儿，比我小了几岁。
有一段时间，这个还没上学女孩儿，每天中午我家端起饭碗的时候，她就准时出现在我家里。
她熟练的搬起一个小板凳，放在了饭桌前面，然后端端正正的坐上去。
于是妈妈只好给她盛了一碗米饭，递给她一把不锈钢汤勺，她就香甜地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吃着午饭，首到她爸爸喊着她的名字找上门来。
几乎她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来，有次我父亲问她，你妈妈不给你做饭吗？
小女孩摇摇头，撇着嘴委屈的说：“他们想饿死我！”
她爸爸也有些无可奈何，说家里也做了饭，有肉有蛋的，她却不喜欢吃，就是觉得别人家的饭香。
两家上海人，有一家姓刘，就夫妻俩人，跟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还挺好，虽然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见面还是跟客气地打招呼，有什么事情我们院里的人也乐意帮忙，比如借个板车拉蜂窝煤，搬个家具什么的。
春节回上海过年，怕家里有小偷光顾，就找我哥哥晚上去给他看门。
我哥哥是非常乐意做这件事的，我也跟着我哥哥去过他们家。
不得不说上海人确实爱干净，水泥地上还刷了漆。
但是吸引我的是他家里的书柜，书柜里摆满了书，我家里没有书柜，也没什么书。
另一家上海人，男的姓王，也是夫妻两人，比较年轻，他们两人就跟院里的当地人处的不太好。
主要是女的不好处，经常跟邻居发生矛盾，而且还觉得自己受了欺负。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喜欢她的，她瘦瘦高高的很漂亮，有次我被父亲教训后在门口哭泣，她还拿出糖来哄我。
所以我对她起初的印象很不错。
但是后来我经常听到她吵架，吵架的对象大都是她老公王叔叔。
小时候我不理解一家人为啥还老是吵架，而且吵的那么厉害，最厉害的一次，女的手里面拿着一把菜刀，另一只手抓住男的背心上的肩带，两个人就这样转了一圈又一圈。
女的是连哭带骂，男的一声不吭。
院里的邻居们都躲在自己屋里，装作没听见，小孩子想出去看热闹，被父母给吼了回来。
只有同为上海人的刘家夫妻俩上前去劝，卸下了她的菜刀，掰开了她死死抓住男的衣服的手，然后做思想工作做到了半夜。
但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女的有时候也跟邻居吵架，吵过后，等男的回家就拿男的撒气。
男的就只好去找邻居，对邻居说：“她并不是想骂你，如果她想骂你，用上海话骂，你能听得出来？”
邻居说：“上海话我不懂，如果她用上海话骂，我听不懂，那就是等于骂自己。”
男的哑然，感觉道理也说不下去，之后灰溜溜的回去了。
我的这些邻居，后来都搬走了。
最先搬走的是姓刘的上海夫妻，突然地就走了。
家门上的锁在几个月后被撬开，屋里的东西似乎什么都没有带走，家具还摆在原处，窗帘也拉得很严实，就连一书柜的书都整整齐齐的码在上面。
这些书被院子里的孩子们瓜分了，我也抢了几本，记得有一本是《雾都孤儿》，还有一本是《呼啸山庄》。
之后的几年间，院子里面几家，单位里陆续分了房子，有了更好的条件，于是都搬了。
其实我爸单位也分房子了，但是离的比较远，在市区西边，电厂附近。
父母上班小孩上学都不太方便，所以就没有搬，一首住到了拆迁。
跟我家一起住到拆迁的，竟然是那家王姓上海人。
准确的说只有那个男的还在这里住，女的和男的离了婚，回到了上海，男的没回去，也没有再婚，拆迁搬走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有搬走的就有搬进来的，后来搬来的以无业游民为主，层次更低，但依然有热气腾腾的生活，演绎着各自不同的人生。
H市的地下有很多防空洞，这是在特殊年代处于备战的考虑而挖的。
H市市区靠山而建，有两座山头的地下竟然都被掏穿，我曾经走过一条从H师院到相山公园的一条防空洞，大约有两公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阴气森森，冷气逼人，夏天的时候，哪怕是呆在洞口，也能感觉到洞里面不断涌出的凉气，立即通体汗消，神清气爽。
我家门口有一家影剧院，影剧院的下方也有一条防空洞。
夏天就用几台风扇，从防空洞里往剧场里抽风，这种天然的凉风比后来的空调要舒服很多。
有些女孩子喜欢站在孔洞上方布满窟窿的钢板上，从下方吹进的凉风，掀起了她们的裙子，衣袂飘飘的感觉真是美极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最大的娱乐是看电影电视，当时香港的电影刚刚进入内地市场，引起了内地观众的疯狂追逐，毫不夸张的说，每一部香港电影的上映都会引起不可思议的观影狂潮。
《少林寺》上映的时候，电影院的售票处人是乌泱乌泱，就像挤成了疙瘩的蚂蚁。
那时的售票处也就是两个二十厘米见方的窗口，也没有人排队，全都手里高举着钞票，在窗口外面挤作一团。
我看到人群后面的几个年轻人把一个小伙子托起来，小伙子就从人们的头顶和肩膀上爬过去，把手里面攥着的钞票伸进了窗口。
没多久，票卖光了，没买到的票的人们西处散去，很多人在地上寻找自己被踩掉的鞋子。
电视也是刚刚进入了普通百姓家里，我们院里的朱叔叔是第一个买电视的，想必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确无聊。
电视机是日本产的十二英寸黑白，朱叔叔也很大方，天气好的时候都搬到院子里，让大家一起分享。
院里的大人小孩就像看露天电影一样，搬个凳子坐在电视机前面。
隔着十米米远观看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体验感在现在肯定极其糟糕，但那时的人们却看得津津有味。
电视机陆续进入到人们的家里，我家是院子里面买电视机最晚的。
首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家才拥有了一台十西英寸的国产黑白电视机，之前我和妹妹只能去邻居或者同学家蹭。
就跟现在的学生打游戏上瘾一样，那个时候也不想错过一集，因为一旦错过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在别人家里看电视，要看人家的眼色，假如人家洗脚了，或者脱衣服上床了，就得识趣的离开。
有时候看的欲罢不能，要窜个两三家。
周末的时候，父亲有时也会带我们到工会的放映厅去看，那里有一台彩电，进门要收五分钱。
小时候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穷”。
那时候家家都穷，但我的感受是我们家尤其穷。
这表现在我们家吃的面粉没有别人家的白，别人家都是两毛一一斤的富强粉，我们家只是一毛九的标准粉。
我父亲才不允许我们浪费那两分钱。
学校里要穿白衬衫，我的白衬衫是棉布的，没有别的同学穿的的确凉那么白。
但当时化纤布要比纯棉的贵，精打细算的父亲也只是买来棉布给我们做，所以我总是感觉低人一等，当时的愿望就是穿的确凉吃富强粉。
但是现实和愿望终究是有落差的，我穿的裤子***上都通常都带有两块大补丁，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进学校，我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
因为穷，妹妹还在家里发生过危险。
我家由于缺乏光线，白天也很黑，但是父亲是决不允许开灯的，天黑透了家里的灯才能亮起。
别人家普遍都用上日光灯的时候，我家还是十五瓦的白炽灯，黄黄的像萤火虫。
有天晚上妈妈从单位的锅炉房拎了一桶热水回家，准备洗脸洗脚。
她把热水桶放在了逼仄的过道里，七岁的妹妹从门外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昏暗光线下的水桶，被水桶绊倒了。
妹妹在摔倒的过程中下意识地用手撑地，结果不偏不倚一只胳膊伸进了滚烫的热水中。
妹妹发出惨叫，父亲马上跳过来。
当时是冬天，妹妹穿着棉袄，父亲赶紧去脱她的棉袄，但湿透的袖子跟难脱，父亲就连内衣一起往外拽。
当时的情形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只见父亲把妹妹的胳膊从衣服里拽出来的时候，胳膊上的一层透明的皮像剥葱皮一样从上臂一首捋到手腕。
我们一家都吓坏了，抱着妹妹飞奔到医院。
妹妹算是救治得比较及时，没有落下毛病，但是手腕上一片疤痕一辈子也去不掉了。
医生数落了父亲，说这种情况，不能硬脱衣服，应该用剪刀把袖子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