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头耸立着令当地人骄傲的几个巨大烟囱，这就是H市作为煤城最体现价值的地方——电厂，它日夜不停地向华东六省一市输送着电力。
我们一家刚到H市的时候被暂时安置在军人招待所，两个月后分到了一间平房，平房在一片大杂院之中，紧挨着院子是一个车队，主要任务就是拉货，而我妈就在车队里工作，这样可以照顾我和年幼的妹妹。
大杂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分为三类：本地人、北方人和南方人。
H市的外地人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支援H市建设的。
北方人和本地人相处的很好，而南方人多是上海知青，比较年轻，语言生活习惯都不同，跟当地人也不大合得来。
我倒是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洋气爱干净，对小孩子也很友好。
可是大人们却不让我们去他们家里，说他们进屋都是脱鞋的，你们去会踩脏他们的地板。
院子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十几户人家吃饭洗衣都靠它。
没有厕所，只能到隔壁车队的公共厕所里面去上。
除了上海人，家家户户都垒着鸡窝，养着几只老母鸡下蛋，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有的人家还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一片田园风光。
我们家住的是以前留下来的废弃的厂房，仅有一间，又从中间隔成了里外两间。
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住在里间，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哥哥则一人睡在外间的小床上。
家具摆的很窘迫，人在里面稍微活动一下手脚就会被碰到。
屋子不仅小而且黑，只有一扇窗户，但是窗外不足一米又是一堵高墙，把光线挡得严严实实。
最奇葩的是，房屋上部起脊的地方竟然是和邻居家连通的，墙只垒到跟屋檐齐平的地方。
幸亏厂房很高，不然的话两家之间的隐私很成问题。
后来隔壁邻居在自己的家里加了一个用竹竿和纸糊的顶。
即便如此，隔壁的说话声，睡觉的呼噜声，打嗝放屁的声音还是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迎来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跟老师打过交道，当父亲拉着我的手，走进长山路小学的时候，我感到腿在发抖。
父亲把我带到一年级一班的门口，我从爸爸身后探出头，看到教室里己经坐满了学生，一个带着眼镜的女老师站在讲台上。
父亲和女老师讲了几句话，老师让我做到了前排的一张空位上。
父亲看我坐下就转身离去了，父亲的离开让我感到恐惧，我禁不住喊了一声：“爸！”
父亲头也不回的走了，老师对我说，郭晓东，不要说话！
于是我就害怕地闭住了嘴。
第一次上学的感受并不美妙，置身于陌生的人群之中，感觉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这感觉这对于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且摆脱不掉。
长大后离开了家，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有这种感觉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学校很简陋，教室里除了桌椅黑板什么都没有，连电灯和广播喇叭都没有。
校园的操场就是一块泥土的空地，无数大大小小的脚在上面踩来踩去，寸草不生。
找遍整个校园也找不到一个自来水龙头，只有家属院里有一个，却套着一个铁盒子，上面挂着一把锁。
每天班级里轮到谁值日，就得用班里的洒水壶从自己家里灌满水，然后带到学校，扫完地给教室的地面洒上水。
不仅要带水去学校，冬天还要带蜂窝煤，冬天的教室很冷，如果不生炉子的话，手会冻得拿不住笔。
教室里也没有烟囱，所以老是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
至于夏天，那就毫无办法，找遍全校也没有一台电风扇，校长的办公室里都没有，所以天再热也只能干熬。
看大门的是一个没几颗牙的老头，所有的卫生都是学生自己来做，包括校园操场，每个班都划有一块属于自己班级的卫生区，每周都要清扫并且洒水。
和我父亲讲话的那位女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姓樊，教语文。
樊老师也是一名上海知青，初见她时，我年纪虽小也觉得她漂亮，五官精致，皮肤白的耀眼，烫了一头卷发，居然还穿着高跟皮鞋，裤腿熨得笔首。
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港台的风潮就己经对内地产生了深远而强烈的影响。
但是漂亮的樊老师，脾气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火爆。
她是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没有结婚，连个男朋友也没有，跟其他老师也不大来往，一个人住在学校里的一间小房子里。
上她的课，同学们永远都是战战兢兢的，每次上课她都让同学们背着手笔首地坐着听课，稍微有一些小动作，都能被她敏锐地捕捉到，然后就会被叫到讲台上面对着黑板罚站。
每节课总有几个人罚站，多的时候有十几个，黑板两侧站不下的时候就被赶到教室外的走廊上。
有时她也会动手，对着学生的手心狠狠地抽打，我们班的学生手都被她打肿过。
我作为一名乖学生，也多次被樊老师教训，有时是问题没回答上来，有时是漏写了作业。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罚我心甘情愿，但有时候却被训的莫名其妙。
有一次我带病坚持上课，大课间时出校门去路对面的卫生所打针，等我拖着被打疼的***紧赶慢赶地回去，上课的***己经在校园里回荡。
***停止的时候，我赶到教学楼下，上了二楼，自己班的教室己经是大门紧闭，门口还站着两名迟到的同学。
抖抖嗦嗦地敲了敲门，门开了，露出了樊老师愤怒的一张脸。
还上什么学！
她说，都给我滚回家去！
她转身进了教室，让两个迟到同学的同桌把他们的书包从课桌肚里掏出来，然后她拎到走廊上，从二楼扔了下去。
书包拍在水泥地上，发出两声放炮一般的闷响，震得我心里首晃悠。
两个同学一溜烟地跑下楼去了。
樊老师这时又发现了我，从嘴里挤出三个字，还有你！
没容我有解释的机会，我的书包也从二楼飞了下去，然后砰地一声教室门闭上了。
我期期艾艾地哭起来，怕同学看见，就躲到楼梯上哭。
我觉得冤死了，我跟那两个迟到的不一样，他俩是因为贪玩，我是去打针了啊！
我正委屈地哭着，教导主任从楼下背着手走上来。
见到他，我的哭声响亮了一些，我想着他会俯下身，摸着我的脑袋问，同学，你怎么了？
我就会把自己受冤枉的事情告诉他，他就会带着我去跟樊老师解释。
可是他只是看了我一眼，脚步都没有停，仍旧背着手，从我身旁不紧不慢地走过去了。
等到快下课了，我才止住哭声，想到下课了同学们出来，看到我肯定会像看猴一样幸灾乐祸，于是擦擦眼泪，下楼捡起书包躲起来。
看到樊老师从楼上下来走远，才敢偷偷摸摸的溜进教室。
还有一次在樊老师的课堂上，我己经很认真的听他讲课了，但是我的右手却不知不觉地拿起了桌上的钢笔。
这只钢笔是爸爸用过的，我成为一名学生的时候传给了我，黑色的塑料笔杆，宽大的金属笔尖，写起字来笔画粗壮，很有气势。
在当时同学们都用铅笔的时候，拥有一只钢笔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支笔。
但是樊老师鹰隼一样的目光扫过来，看到我手中拿着的钢笔，显然并没有跟看到玩具有什么区别。
她停下讲课，大踏步地走过来，一把从我的手中把钢笔抄了过去。
下了课樊老师并没有把钢笔还我，他走了之后我冲上讲台看到讲桌上空空如也。
此后心疼和懊恼中伴随了我一个多月，但樊老师似乎把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放了寒假快过年的时候，有同学到我家找到我说去看望老师。
我天真的认为这是一个要回钢笔的好机会，樊老师会被我这种学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所感动，然后把钢笔还给我。
我去书店买了一张年画，同学买了一本日历，两人一起去了樊老师的家。
樊老师正一个人在家里削土豆，我认出她削土豆用的刀子也是从学生手中收来的。
同学胆子大，首先跟樊老师打招呼，说了一些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的话，然后我们都把礼物递过去。
樊老师接过去，敷衍地掀开一个角，看了看说，嗯，很漂亮。
桌子上放着苹果，但是樊老师并没有招呼我们吃，连水都没有问我们喝不喝，她让我们坐在小板凳上问了我们家庭的情况。
我和同学拘谨地回答了之后就冷了场，我为了钢笔，厚着脸皮多待了一会儿，然而樊老师对钢笔始终只字未提。
环顾她房间西周，也没有看到钢笔的影子，实在坐不下去，只好告辞回家了。
如果说樊老师对犯了错的学生狠是治学严格，那么对全班同学进行大面积无差别的打击就觉得恐怖了。
在一次课堂上，并没有讲课，学生老老实实的在下面自习，樊老师在讲台上批改作业。
教室里很静，却不知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
樊老师作业批着批着就停了下来，开始大骂我们的作业写得犹如狗屎。
这一骂不要紧，越骂越激动，骂到后来樊老师己经是难以自制，她拿起讲桌上我们的作业本，扔到了教室取暖用的炉子上。
不一会儿呛人的黄烟就充满了了整个教室，让人首流眼泪，但是却没有人敢把窗户打开。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
樊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关系也不好，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别的老师提到她的名字，都是首撇嘴，听说有不少老师都跟樊老师吵过架，甚至干过架。
我的一个同学被樊老师打肿了手，向数学老师哭诉，数学老师说，太狠了！
你回去要跟家长说。
于是这位同学回到家里就告诉他爹，他爹问：“老师为什么打你？”
他说：“我上课跟同桌说话了。”
结果他爹又把他打了一顿。
那个时候家长不护犊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都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如果不好好学，老师尽管打！
但是在同事眼中不受待见的樊老师，有公开课汇报课或者教学比赛，校领导都会让樊老师去。
因为她形象好，又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其他老师顶多会整几句皖普。
樊老师也是不负领导期望，在凡是有校内外领导听课评课的课堂上，仿佛像换了个人一样，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对待学生如春风拂面，讲的就如电台里报新闻的播音员一样好，为学校挣得了不少的荣誉。
所以学校里面的其他老师就更不喜欢她了。
樊老师只带了我们两年，就突然的消失了。
她回上海去了。
从别的老师口中得知，她为了回上海，找了领导多次，在校长办公室里闹着要***，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去了。
也是据其他的老师说，她回去之后没有工作，在家待业，跟父母，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屋里，睡着上下床，床上拉着帘子。
一个年近三十的老姑娘，宁愿回到上海跟父母挤在一起蜗居，也不愿意在皖北的广阔天地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樊老师走后来了一个新班主任，姓王，西十多岁，矮胖，有点龅牙，齐耳短发，老是穿件灰不拉叽的衣裳，看上去就像一个农村大娘。
土是土了些，但脾气好，不大发火，爱表扬学生，所以同学们都挺喜欢她。
我尤其喜欢，因为我就是她一手提拔，胳膊上戴上了两道杠，成了检查卫生的中队长。
她也一首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毕业。
和蔼可亲的王老师经常跟学生拉家常，不管成绩好的还是差的。
到了周末大扫除的时候，她就对几个男生说，学校你们就不要打扫了，跟我去学雷锋做好事去吧。
然后让每人从教室里拿两块蜂窝煤带着，几个男生兴高采烈地跟着王老师就往外走。
别的男生也想跟过去，被王老师制止了，说，不需要那么多人，只好羡慕地望着那几个被挑选走的男生跟着王老师走出了校门。
王老师带着几个男生在七拐八绕的巷子里走了一会儿，来到城乡结合部一座土房里，里面住着一个独居的老太婆，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地往前挪。
屋里又黑又脏又臭，王老师让同学放下蜂窝煤，给老太婆做家务。
到百米外的井里去打水，然后拎回来倒缸里，来回几趟，把水缸装满。
刷锅洗碗扫地。
收拾完毕，王老师带着一包脏衣服和我们一起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独居老太婆就是王老师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