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攥着缴费单躲在楼梯间，指腹反复摩挲着单据上“欠费停药”西个红字。
三楼透析室传来母亲压抑的***，像根细针扎在他太阳穴上。
忽然听见转角处有人轻声说话：“张阿姨的家属还没缴费吗？
先用我的医保卡刷吧，算我预支的奖金。”
抬眼望去，穿白大褂的女人正低头翻找工作牌，栗色长发从肩头滑下，在走廊灯光下泛着柔光。
是肾内科的许曼宁，他见过她三次——第一次是母亲偷喝凉水引发肺水肿，她蹲在病床前轻声安慰；第二次是他凑不够住院费，她偷偷塞给他两百块现金；第三次，是昨天她把自己的午餐盒饭放在他蜷在长椅的脚边，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许医生。”
他喉咙发紧，站起来时工装裤膝盖处的补丁蹭到墙面上的污渍。
许曼宁转身，白大褂下摆带起一阵风，混着淡淡茉莉香。
她看见他手里的缴费单，睫毛颤了颤，指尖无意识地捏住工作牌上的吊坠——是枚银色的十字架。
“建军，你别硬撑了。”
她声音轻得像棉花，“我可以帮你联系公益基金，或者……”“不用。”
他打断她，低头盯着对方鞋尖的磨损痕迹——原来穿定制皮鞋的人，鞋跟也会磨出毛边。
母亲曾说许医生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连说话都像浸过蜜，可他知道，这蜜里掺着刺。
上周他在医院后巷看见许曼宁被个中年男人拉扯，听见对方骂“你以为做慈善能抵消许家当年的事？
你爸害死的矿工家属还在楼下烧纸钱呢”。
原来她父亲是当年矿难的负责人，而他父亲，正是埋在井下的亡魂之一。
许曼宁突然伸手，指尖掠过他额角的疤痕。
他猛地后退，后腰撞在消防栓上。
她的手悬在半空，像被烫到般缩回，无名指根部的茧子却让他想起母亲洗了三十年衣服磨出的老茧——原来穿白大褂的手，也会在给流浪汉包扎时磨出血泡。
“我下周去北京进修。”
许曼宁从口袋里掏出张字条，“这是我导师的电话，他能帮你母亲申请免费透析名额。”
字条上的钢笔字工整得像印刷体，右下角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他接过时，指尖触到她掌心的温度，比病房的暖气更烫。
手机在裤兜震动，是彪哥的短信：“今晚码头验货，带扳手。”
陈建军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裤腰。
许曼宁的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巧克力，包装纸印着英文，是他在超市见过的进口货。
他突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弟弟偷了便利店的巧克力塞给他，被店主打断手指——原来善意也分三六九等，有的能救命，有的却像这巧克力，甜得让人流血。
“许医生，”他转身走向楼梯，声音混着走廊尽头的哭号，“别对我太好。”
背后传来纸张窸窣声，不用看也知道她在整理被他揉皱的衣角。
走到一楼时，急诊室传来骚动，穿金链子的男人正在骂护士：“老子有的是钱，治不好就砸了这破医院！”
他摸了摸袜筒里的扳手，金属硌得脚踝生疼。
许曼宁的十字架吊坠在记忆里闪了闪，他忽然笑了——原来善与恶从来不是硬币的两面，而是同一滩泥里长出的花，有人用露水浇灌，有人用血水滋养。
手机再次震动，彪哥发来定位：“老地方，别让货主等。”
陈建军踩碎脚边不知谁掉的巧克力，甜腻的气味混着消毒水，在夜色里发酵成某种危险的气息。
他想起许曼宁白大褂下隐约可见的珍珠项链，想起她蹲在母亲床前时垂落的发丝——这样的女人，不该沾染上他身上的水泥灰和血污。
巷口的路灯依旧坏着，他在黑暗里摸出许曼宁给的字条，打火机的光映出她画的笑脸。
火苗窜起的瞬间，他听见自己心跳如鼓——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用善意推开他世界的门，而他知道，那门后是比暗巷更明亮的地方，亮得让他不敢抬头。
但他不能抬头。
母亲的***、弟弟的少管所编号、彪哥的威胁，像无数根绳子捆住他的脚踝。
当火苗舔舐字条边缘时，他突然听见许曼宁在楼上喊他的名字，抬头望去，她站在三楼阳台，白大褂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像只想要飞却断了翅膀的鸽子。
“陈建军！”
她的声音带着颤音，“你明天来拿药的时候——”后面的话被救护车鸣笛盖过。
他转身走进更深的黑暗，任字条在掌心烧成灰烬。
裤腰里彪哥给的钞票硌着肋骨，比许曼宁的体温更真实。
码头的汽笛声传来时，他摸了摸口袋里许曼宁落下的巧克力——包装纸上的英文他看不懂，但知道那是“希望”的意思。
可他早该明白，在暗巷里讨生活的人，连希望都是带刺的，扎得人血流不止，却又舍不得松手。
这是他与许曼宁的第三次交集，也是最后一次。
他不知道，当许曼宁在进修前夜翻遍抽屉寻找那张画着笑脸的字条时，会不会想起那个总穿着补丁工装的男人，和他眼底藏得比夜色更深的挣扎。
有些故事，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就像暗巷里的光，终究照不进深海。
而他，注定要在善与恶的夹缝里，踩碎所有温暖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