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末明初，天下局势风云变幻，大江南北皆涌动着变革的浪潮。在西南一隅，梵净山地区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运动。这些起义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底层民众对苛政的反抗与对生存权利的追求。本文将深入探究元末明初梵净山地区农民起义的缘起、发展、兴衰历程及其历史影响。

元末“火头军”起义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彼时的元朝已步入统治后期，政治***，苛捐杂税繁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处梵净山的仁溪里（现朗溪镇），土百户杨再森奉上级指令，在当地逐户摊派沉重的捐赋。这种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犹如在干柴上扔下火种，瞬间点燃了土民们心中的怒火。长期被压迫的土民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杨再森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民愤中死于非命。

杨再森之死成为了起义的导火索。随后，紧邻仁溪里的朗溪、思邛江（现印江）、水特姜（现德江）等地的农民，纷纷响应，自发组织起了一支名为“火头军”的队伍。“火头军”之名，或许寓意着他们如烈火一般，要烧尽这世间的不公。他们紧紧依托梵净山复杂的地形，与官军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抗。

梵净山，层峦叠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火头军”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在山林间穿梭自如，时而设伏袭击官军的运粮队，时而突袭官军的小型据点，打得官军措手不及。官军虽多次组织大规模围剿，但往往在山中迷失方向，被“火头军”牵着鼻子走。然而，起义军内部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与长远的目标，且元朝军队在经历初期的混乱后，逐渐调整策略。至正十六年（1356 年），元军以张应龙为内应，里应外合，对“火头军”发动总攻。在元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火头军”终因寡不敌众，被镇压下去。

陈友谅败兵入梵净山

至正二十年（1360 年），南方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太祖朱元璋此时已在江南地区崛起，与南方起义军首领徐寿辉、陈友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徐寿辉与陈友谅原本同属红巾军系统，但随着势力的壮大，二人矛盾逐渐激化。陈友谅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悍然发动内战，弑杀徐寿辉，自立为王。然而，陈友谅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内部的分裂与动荡，其势力也因此受到削弱。

不久之后，陈友谅在与朱元璋的决战中，于鄱阳湖一战惨败，自己也命丧当场。陈友谅的部分败兵在混乱中自湖南退入梵净山。此时的梵净山，又一次成为了军事力量的汇聚之地。朱元璋的驻南部队与思播二州的土兵，迅速对这些败兵形成合围之势。

被困在梵净山的陈友谅败兵，面临着粮草断绝的绝境。他们在山中四处寻找出路，但无奈被围得水泄不通。长达一年的围困，使得败兵们军心涣散，疾病横行。最终，在饥饿与绝望的双重打击下，所剩残军不攻自散，有的选择向官军投降，有的则在山林中默默死去。

明初“五溪蛮反叛”

元朝的覆灭并未给梵净山地区带来长久的安宁。明洪武五年（1372 年），在明朝统治逐渐稳固的同时，梵净山地区印江、朗溪、乌罗一带的罗、吴、杨、石、王、龙、游、乜、咎九姓苗民，联合辰溪、沅溪、巫溪、酉溪五溪土家苗族人民，为了推翻土司的残酷统治，再次揭竿而起，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五溪蛮反叛” 。

此次起义的参与者，主要是梵净山腹地的诸多村寨土著苗民。地处梵净山腹地的张家坝、昔土坝、合水、坪柳、两河、曾家坳、落坳、新场、新业、新民、木黄、建厂和地茶坝一带，生活着众多深受土司压迫的苗民。他们在罗大车、罗大保等头领的带领下，得到了酉阳民族头领杨绒飞、王化闪等人的支持，公开举起反对官府、拒交土官赋税的大旗。

这些起义者们深知，若要与强大的官府对抗，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们分片区训练亦农亦兵的土兵，平日里，这些土兵们在田间劳作，维持生计；一旦有战事，他们便能迅速集结，奔赴战场。“聚而成兵，散而为民；召之即来，令之善战”，正是对这支队伍最生动的写照。他们以梵净山为活动中心，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作战，不断袭扰思州宣慰司的统治区域，使得思州宣慰司的半壁江山不得安宁。

思州宣慰司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宣慰使急忙派沱江宣抚使田儒铭亲率五子，即茂文、茂武、茂弼、茂良、茂能，统领三千土兵，从湖南凤凰县直扑松桃、印江，妄图一举镇压农民起义军。田儒铭等人每打下一处地方，便以田氏家族为核心，建立长官司政权，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稳固对当地的统治。

然而，梵净山的地形成为了起义军天然的保护伞。这里地盘辽阔，山峦起伏，关隘众多，起义军在此攻守皆宜。再加上起义军经过长期的训练与实战，早已训练有素，能够做到聚散自如。田儒铭多次组织清剿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尽管在朗溪勉强建立了长官司，并封第五子田茂能为长官，还赐封了二十余个土百户和土将军，但这些举措对于平息起义而言，都无济于事。土民们的反抗热情丝毫未减，田茂能甚至因土民的持续骚扰，始终不敢到任履职。

“五溪蛮反叛”的失败

面对久攻不下的局面，田儒铭并未放弃，而是开始谋划更为阴险的计策。洪武十五年（1382 年） ，他利用居梵净山北麓的土百户杨正保，让其打入起义军队伍内部，充当内应。杨正保凭借与部分起义军头领的旧相识关系，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在起义军内部活动，为田儒铭传递重要情报。

与此同时，田儒铭还命部分军队在今新业乡的平所村一带安营扎寨，形成对起义军的威慑之势。他还别出心裁地制造了大量的假银钞，企图用这些假钞去收买起义军内部的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头领。在他的多方运作下，思邛江长官司长官张坤载认田儒铭为义父，厥册蛮夷长官司长官任嗣宗与田儒铭攀成表亲，当地豪绅杨自谨也与田儒铭认了表弟关系。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田儒铭对起义军展开了周密策划的瓦解行动。

在田儒铭的糖衣炮弹与威逼利诱之下，起义军队伍中部分人员收受贿赂，逐渐丧失了斗志，勇气锐减。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五日，田儒铭认为时机已到，下令长官司分兵数路，向起义军安营扎寨的大水溪、陈家坡、袁家林和团龙一带发动总攻。

起义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官军多路围攻，顿时陷入混乱。总头领罗大保在袁家林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俘；副头领罗大车在大水溪与官军展开激烈拼杀，也不幸被俘；杨绒飞被杨正保用假银钞诱降。其余将士们虽拼死抵抗，但无奈大势已去，全部遇难。部分冲散的人员，侥幸辗转逃回家中，然而，他们并未逃脱厄运，后来在官府的“清户”行动中，也惨遭劫难。罗大保、罗大车被押送至合水，在今莲花穴英勇就义，“五溪蛮反叛”以失败告终。

起义对梵净山地区的影响

尽管元末明初梵净山地区的农民起义最终都以失败收场，但它们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方面，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与明朝初期在当地的统治秩序。无论是元朝的官军，还是明朝思州宣慰司的势力，都在起义的冲击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统治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起义也促使明朝政府重新审视对梵净山地区的统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

在社会层面，起义使得梵净山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土司制度虽然依旧存在，但土司们的统治基础受到了动摇。一些在起义中表现活跃的村寨，通过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减少了部分苛捐杂税的负担。同时，起义也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共同反抗官府的过程中，苗民、土家等民族并肩作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信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

在宗教领域，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战乱持久，但梵净山山中的名寺天庆寺、天池寺（护国寺）、天林寺等并未遭受多大的破坏，佛事活动依旧进行。这些寺庙在战乱期间，甚至成为了部分难民的避难所，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与精神慰藉。寺庙的僧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救助伤者、掩埋尸体等善后工作中，为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贡献了一份力量。

元末明初梵净山地区的农民起义，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底层民众为了生存与尊严而进行的英勇抗争。它们虽然被镇压，但却如同一颗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肖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