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元年至六年之间，刘盛率领三十余人进入梵净山，自称“黑地大王”，踞山抗清，后经贵州巡抚岑毓英亲自临山督剿始平（详情见本辑“抗暴斗争”节）。对于这股义军的成分当时的史料就各自说法不一，近年出版的史料对这支队伍的成分和性质更有一些新的说法，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种：
1. 为张秀眉起义军残部。《铜仁府志》称：“清江八弓苗匪，经席（宝田）军剿平后逸出老贼”。
2. 清咸同间以号军为主的义军残部。《贵州通志》：“梵净山逸匪，实扰川、湘、黔老贼，百战之余，不尽八弓漏网逆苗。”（《贵州通志》转引《铜仁府志》前说的按语）。
3. 清军叛军。见岑毓英给光绪帝的奏章：“该匪（刘盛等）曾经当勇，因结为哥老会，于光绪元年谋反，连陷下江，永从（今从江）等城，当经官军击败，退踞马鞍山，旋复窜踞梵净山……”。（《东华录》）。又，1985年出版的《江口县文史资料》中《黑地大王刘满在梵净山区的斗争》、《刘满起义军探源》两文均主此说。《探源》一文作者与其他人合作题名《“旗军”在梵净山的反清斗争》一文中，还将这支队伍命名为“旗军”。1994年贵州《史林志》第四期作者张凤科撰写的《梵净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脚庵兴衰记略》一文中接受了“清军叛军”、“旗军”的说法，称：“光绪元年（1875年），清军在古州（今榕江）一带集训，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秘密在清军中发展哥老会。哥老会起义失败后由黑地大王刘满率领的一股残部从岑巩进入梵净山……”。
4. 以太平军为首的苗、号义军余部。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太平天国石达开入川失败，散流贵州的太平军与张秀眉农民军和号军等联合抗清，不久亦先后被镇压。余勇刘胜率三十多人辗转至岑巩马鞍山。于光绪元年（1875）乘朝梵净山之期，佯装清军兵勇进山。”江自治县文史资料有关文章中主此说。
以上四种说法中，一、二、四种说法有类似之处，均认为是咸同年间的义军余部，只不过第一说只认为是张秀眉领导的苗民义军余部（《府志》）。第二说承认第一种说法，却认为还有其他义军余勇参加（《通志》按语），不过所说：“实扰川、湘、黔老贼”所指很不具体，而且语气也系推论性质。第四种说法赞成《按语》的意见，并进一步指明这支队伍具体的组织成分。
与上三种说法迥然不同的是第三种说法，即“清军叛军”说。这一说看来已有流为定论的可能，甚至连“旗军”的称谓也已被人引用。为了澄清史实，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探索。
“清军叛军说”出自岑毓英的奏折。岑毓英是亲自平息这次事变的主帅，被俘虏的义军都经他亲自审讯，应该说他的奏折是最为可信的。但从他的奏折全文仔细研读，就发觉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再参查其他史料，则说不通的地方更多，如文中有这样一段：“……近日匪党除前后***逃散外，尚有长发老贼，贼首自称‘黑地大王’杨满又名刘满……该老贼均已薙发，意欲逃往湖南。”另两道奏折中也有“救出被虏妇女田戴氏等三名，均系良家妇女。及讯其贼情，佥供未能深悉，但见有长发老贼六名，伙贼约有一二百名”、“讯悉梵净山蓄发匪首实有六名，此次出窜，已擒杀二名，其死党尚有百余人”。从以上引文中可以肯定这样几点：1.初入山时的三十多人中，为首的是“刘满等长发老”；2.入山时有“长发老贼”多人，经过六年来的伤亡，在光绪六年岑毓英破山前尚存有六名；3.“长发老贼”与“伙贼”并称，足见“长发贼”与“伙贼”是两种不同的概念；4.“贼首”刘满是“长发老贼”。由以上几点我们便会得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些与“伙贼”不同的“长发老贼”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从1850年（清道光30年）太平天国起义到清末的历次人民反清起义事件中，清政府的史料和其它文字资料对每一次起义的义军都有其专用的蔑称术语，从不混淆。如称太平军为“发匪”或“长毛贼”，称稔军为“稔匪”，称张秀眉义军为“清江苗匪”，或“八弓苗匪”，称号军为“教匪”……从统称为“匪”或“贼”的史实可见岑毓英奏折及《府志》、《方志》中提到的“长发老贼”指的便是太平军余勇。既是太平军，如何又到清军里面当起兵勇来？此其一。其二，如果如岑毓英所言，这些人确是清军兵勇，于光绪元年才叛变出来的，那么，光绪元年夏历六月梵净山朝山之期就进入梵净山，怎么一下子就会变成了“长发老贼”？其三，奏折中多次提到“长发老贼”，《铜仁府志》也记道“光绪元年，有老贼三十余人，匿于梵净山，时出焚劫。”所谓“老贼”，顾名思义就是“作案多年的贼”，那么光绪元年才叛逃并于当年六月就进入梵净山的清军叛军如何便称为“老贼”？是用词不当或笔误吗？岑毓英是附生出身，做过多年的封疆大臣，不会在其奏疏中反复出现这种不当的措辞和笔误，而且《铜仁府志》也不会同时出现这种错误。《铜仁府志》和《贵州通志》都称初入山的这支队伍为“百战之孽，最精火器”、“多年老贼，百战之余”。据岑奏所言光绪元年才叛变的兵勇，就算是当年正月叛逃的吧？到当年六月进入梵净山，时间经过仅半年，战斗经历无非“连陷下江，永从（今从江）等城”，当经官军击败，退踞马鞍山，旋复窜踞梵净山”能称为“百战余孽”、“百战之余”的“多年老贼”吗？可见岑毓英“清军叛军”说法不通。
另外，岑毓英为了使其“清军叛军”的说法更为可信，便杜撰出刘满（刘盛）的籍贯是“贵州安化县人”，既是“贵州安化县人”，这个“长发老贼”自然不会是太平军。刘满何许人也？《印江县志稿》在岑毓英破山时曾作过思南、印江管辖的梵净山部分向导的《廖云鹏参军传》中称“湘人刘瘸子”，说他是湖南人。传稿作者和廖云鹏是同时代人，并且是朋友。印江东、南境又是刘盛义军主要活动区域，当时义军的许多情况可说都是作者朝发夕闻的“亲闻”资料，是可信度最大的资料，怎么会把邻县安化（即现在思南、德江大部县境）的刘瘸子说成是湖南人呢？再说，刘满（刘盛）如果真是安化大水沟人，象他这样“破屯百余、杀人无算、绅民纷纷上诉，大吏日夜焦思，乃防剿练军数千众，迁延岁月五六年，糜饷不计数，更换统领实繁有陡”（《铜仁府志》）“大逆不道”的人，按照清朝的法律，是抄家灭族的大案，如印江县现徒溪乡的严黑三，于咸丰九年（1859）响应号军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被杀。和他一同起义的群众除战死的外，被俘的全部被害。义军根据地核桃坪地方四十多户人家无论老幼亦全部被杀，房屋夷为平地，严黑三及起义群众的田产全部充公，作木黄正本书院的学田，至今还存有思南府正堂的碑记。严黑三事件当时对清政府来说算是疥癣小疾，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在印江北路一带直到解放后年纪大的人几乎都还知道，印江全境亦广为流传，笔者年轻时就常听父老讲述过。象刘盛这样惊动了当时朝廷的大案，发生时间还比严黑三晚二十来年，却从未听人说过？笔者未考证过安化的这个大水沟究竟在现在什么地方，但总在现在思南或德江境内吧？在咸同年间轰轰烈烈农民起义运动被镇压之后，刘盛这支踞山抗清队伍应该是黔东乃至贵州全省的一件大事，大水沟地方总还应该有一些遗事或遗迹，为什么从未见过思南或德江有关史志资料记载过呢？解放后思南、德江从事地方史志的同志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比刘盛事件发生时间早（如号军起义），规模和影响小得多的人和事，都有过翔实的反映，唯独对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义军领袖却只字未提，岂咄咄怪事！这只能说明安化大水沟根本没有这个刘盛、或刘盛根本不是安化大水沟人，而是“湘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岑毓英的“清军叛军说”和刘盛的籍贯的可信程度了。
赞同“清军叛军说”的同志有几个论据也值得商榷，一是根据岑疏中对几名义军骨干籍贯的记述，认为除刘满（刘盛）是安化人（实际是湖南人，已如前述），杨德籍贯不详外，其余都不是贵州或广西人，从而得出结论如系张秀眉余部就必须是黔南、黔东南人，如系太平军，必须是广西人。并说：清政府为了镇压各族人民起义，曾屡次调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官兵入黔作战，外省人多证明是清军叛军。笔者认为，籍贯不能说明一支队伍的来源。人是可以流动的，不说队伍，就是固定的住户也还互相迁徙，但籍贯也可作客观参考。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十五年，纵横十余省，由数千人发展到数十万人，建国后主要以湘、鄂、赣、皖、苏为根据地，随时随地都有兵员补充，岂能全是广西人？且岑疏中主要指的是义军中几名头领的籍贯。头领中少贵州人或广西人，不仅不能否定队伍中没有太平军、苗民义军或其他义军，恰巧证明这支义军的领导班子是身经百战的外来人，即太平军战士（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论及）；二是认为苗族起义队伍在军事首领以下无组织称号，太平军的军事组织为军、师、旅、卒、两、伍，而这支队伍却分五色旗号，近乎清军分旗的组织形式，所以是清军叛军而非太平军或苗族起义军。看一件事要通常达变。此论是指其常而未考虑到变。须知这支队伍是以太平军为首的苗、号义军后期作战中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然组合起来的队伍，初入山时的三十余人只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不需要亦不可能按照某种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套，以后人员逐渐增加，为了战斗需要才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组织起来。这支队伍最多时也不过两百多人，自然不可能按照太平军数十万人的组织形式来分什么军、师、旅、卒……正由于他们中间有一些见过世面，有一定战斗实践经验的人为领导才能采用一种适应他们实际情况的组织形式。用五色旗分作战斗单位，每色旗约四、五十人，既便集中，又便分散作战和识别，非常适应山区的战斗行动。事实上，临战时以旗帜颜色分作战斗单位，古来即已有之，远在汉末的黄巾军、三国时各路诸侯的队伍，近至宋明义军甚至政府正规军，作战时都有过五色旗号的记载。岑疏中所说的“执旗贼首一人名罗秀”、“生擒手执红龙旗蓄发匪首曾苌轻”只能说明他是某支队伍打着某种旗号的旗手，或某支队伍是打着某种颜色的旗号，不能肯定地说这支队伍就叫什么旗、或旗就是这支队伍的军事组织名称。如果是一种军事组织的称谓，那么它的上、下还有各级组织名称，如太平军的伍、两、卒、旅、师、军，近现代的班、排、连、营、团或小队、中队、大队、分队、总队等。这支队伍在旗以下或旗以上还有什么组织呢？事实上，这支队伍仍然是“在军事首领下无组织称号”的队伍，领袖刘满自称黑地大王，无品无级，初入山时人少，听刘满和几位有军事素养的人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人多了分作几股，各由一名头目为主来领导，或统一听刘满指挥行动、或分散由头目自主行动、每股用一色旗号作标识，如此而已。怎么能因他们打着不同颜色的旗号就把他们和清军的八旗联系起来而说是按清军组织编制的清军叛军？如果此论成立，历史上凡是打着不同颜色旗号出现过的队伍都是仿清军军，历史上凡是打着不同颜色旗号出现过的队伍都是仿清军编制的清军叛军了？事实上清军的八旗并非是一种军事组织，而是清代满族统治者统治满族的军政合一的组织，称满州八旗。以后又根据归附者的民族性质分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类似民国时期的中央军或地方军、正规军和杂牌军一样，是不同军事集团性质的分别。清军的军事编制各旗下均分为标、协、营、汛。标有中、前、左、右营，营有中、前、左、右哨。营辖百人称百长，百长下有什长。所以义军以五色旗作各战斗单位的标识，不是一种军事编制，更与清军的“八旗”扯不到一起，当然也不能作为“清军叛军”的佐证。至于把历史上这支队伍由后人硬给命一个什么“旗军”的名，不仅不贴切，也是不严肃的。
根据以上分析，“清军叛军”说是没有根据的，漏洞百出的。也许有人要问，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所上的奏章是严肃的，稍有不实就有欺君之罪，轻者丢官，重者灭门，岑毓英有什么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这个“清军叛军说”呢？我想岑毓英宦海浮沉多年，又身居要职，决不会是一时的疏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或某些宦场中的忌讳，笔者不能妄加揣度，何况对此事朝廷关注的是事态平息没有，其它问题是不会深究的。
那么，这支队伍的来源和成分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笔者认为，这支队伍是以太平军战士为领导的，与苗号义军余部战士组合起来的反清义军。他们是在各自反清斗争失败后幸存下来的身经百战的坚强战士，抱着与清政府不共戴天的共同决心组合起来。在反清的斗争中，逐渐吸收了咸同年间起义军潜伏下来的游勇，不堪压迫剥削的农民，也可能有一些清军中叛逃的兵勇，最后发展至二百多人的队伍。不管后来队伍的成分如何，笔者以为确定一个集团的成分和性质主要应从倡议者和领导集体来看。说这支队伍是“太平军战士领导的，和苗号义军余部战士组合起来的反清义军”根据如下：
队伍里有太平军，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从前面关于“长发贼”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出，多数提到“长发贼”的地方都加上“贼首”、“匪首”字样。“黑大王”刘满（刘盛）是“长发老贼”、是全军的领袖已不必说，其他如“生擒手执红龙旗蓄发匪首曾苌轻”、“讯悉梵净山蓄发匪首实有六名……”都说明这些蓄发的“长发老贼”都是里面的头目。其实在民间一直就称这支队伍为“长毛贼”，笔者是梵净山麓人，已年近古稀，幼年时就常听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讲述梵净山“长毛贼”造反的故事。据说“长毛”还在我家乡附近活动过。这些老人当年二十岁上下，许多故事都是亲见亲闻的。现在调查梵净山麓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都还能转述梵净山“长毛”的一些故事。老百姓一致称这支队伍为“长毛贼”不是没有原因的。
1. 是太平军、苗、号义军余部组合的队伍。
在苗、号义军战斗后期，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两军就常常配合作战、混合作战。你中间有我，我中间有你。据《东华录》所载，穆宗同治元年（1862），当铜仁协副将庆瑞六月十九日进攻在茶寨的号军时，苗族义军就分三股进攻玉屏、玉溪等地以配合。与此同时，署思南知府陈昌运又接到通知：“苗教贼匪约四千人，欲犯青溪、思州”。石达开于1862年率军入贵州后，“贵州苗、教起义军大举响应、彼此声援，整个贵州除省城贵阳外，几乎全部被石达开及苗教义军所占领。”（《中国近代史·上册》）。太平军在与苗、教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中，不少太平军就直接加入了苗、教义军的队伍，1863年石达开入川时没有随石达开入川。据《东华录》载：“穆宗同治元年（1862）铜仁协副将庆瑞会合楚军于五月廿九日直抵官坟坝贼巢，三面夹攻，***长发贼首六名，贼伙无算”“六月十九日，乘胜进攻，直抵茶寨，督队分左、中、右三路环攻，***长发贼一百余名，贼二百余名”、“丙寅五年（1866）三月，思南兵团，迭败白号教匪于梨子台，纸房沟等处……统计是役阵亡弁练一百余名，连破大小贼营二十座，先后歼贼数千名，生擒长发老贼苏老九等三十余名正法……”这些都证明太平军入黔后部分战士即已加入苗、号军队伍，主要是号军队伍（因号军队伍以汉族和土家族为主，在习俗语言上相通相同），并迅即成为这些队伍的骨干。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遇害后，部将李文彩率领部分战士，返回贵州，与苗、教义军联合作战，直到1873年张秀眉领导的苗民义军最后被镇压下去后才同时被灭。以上资料和分析都说明在“黑大王”刘盛（刘满）进入梵净山之前，太平军和苗、教义军早就已经形成协同作战或混同作战的事实。当1873年贵州土地上最后一支义军——张秀眉领导的苗民义军最后失败两年后的1875年，幸存下来的义军战士在刘盛等太平军战士率领下由马鞍山进入梵净山就成为合情合理的历史事实了。同时也证明了《铜仁府志》所说的“清江八弓苗匪”和《贵州通志》按语作者“实扰川、湘、黔老贼，百战之余，不尽八弓逆苗”的分析。这些太平军、号军、苗民义军遗留下来的战士，确乎都有十年以上的战斗经历，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府志》、《贵州通志》，包括岑毓英奏疏中一再提到的“老贼”、“长发老贼”、“百战之余”、“百战余孽”这些用词，都可得到顺理成章的圆满解释了。
1. 从义军的来源来看这支义军的组成
对于这支义军的来源，各种资料都一致认为来自岑巩马鞍山。《茶殿碑文》直称“马鞍山贼首刘瘸子”。岑巩马鞍山一直是苗族义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亦是号军经常使用的根据地。如《铜仁府志》所载，癸亥二年（1863）三月“张亮基以徐河东署贵东道查办荆竹园，贼（白号军）走闵家场。张家寨贼降复叛应之，蔓延马鞍山、龙颈坳……”，“九月（1863）黔楚兵攻克观音山，搜剿梵净山逃匪，包茅仙（号军一部的首领）逸去……包逆逃至马鞍山，纠匪数百人，意图复逞”，“十一月（1866年）李元度进攻荆竹园……再据李元度咨报，本年六月，焚洗马鞍山贼营后，即拟进攻荆竹园，奈为瘴疫所阻……”。由此可以想见，苗、号义军和太平军余部战士最后选择人地两熟的马鞍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站不住脚后来到梵净山（梵净山亦是号军经常使用的根据地）不是不用怀疑的事吗？
综上所述，光绪元年刘盛领导进入梵净山的这支队伍，是以太平军为领导的苗、号义军余部战士组合起来的义军，是一批不屈的战士，决不是“清军叛军”，更不能称为“旗军” 。（李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