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科学测定，梵净山的地史（即成为陆地的年龄）距今已有10 - 14亿年，是贵州高原成为陆地的最古老的地域之一。经专家综合研究，认为梵净山的岩层地质对比年龄，老于鄂西神农架下亚群。漫长的地史，不仅为起源古老的陆生高等植物和动物的繁衍和进一步分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她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自然种源库，还在于她经历了地质史上地球几次大的构造运动。地球每一次大的构造运动，除了引起内部结构若干物理和化学的变化外，对重地表的地貌都会造成很大的改变。每一次运动形成的地貌改变不可能是全部的改变。多次构造运动的叠加改变，就形成了她得天独厚的千姿百态的山岳冰川地貌，形成了她“崔嵬不减五岳”的峥嵘磅礴的奇伟景观。

多姿多彩的地貌，使梵净山秀峦幽壑、峻岭奇峰、巉崖峭壁毕呈，几乎综合了国内名山自然风光的美学特征。但由于地处边陲，长期是“化外之地”，再加不少地段刃脊横天，绝壁巉崖，兽迹难通，鹰愁猿惧，以致珠沉海底，玉掩荆山，默默地屹立穹苍十余亿年。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没有人的活动就谈不到历史，所以要追溯梵净山的历史，必须从梵净山有人类活动的时候研究起。梵净山的历史，大概可以从两个阶段来叙述，一是正式开发前，一是正式开发以后。开发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凿的史实依据，仅能从一些有关的旁证资料加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读者；开发后则根据有关史料及新近发现的文物加以论述，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亦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梵净山有人的活动最初是由于生存的原因，其后是宗教信仰的原因。后者对梵净山的开发及以后的发展极盛于兴有要的关系。

梵净山地跨现今印江、江口、松桃三县边境，古代是土家族、苗族先民的聚居地，现在也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民族自治地区。过去这一带民族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农耕和狩猎。那时，莽莽苍苍的梵净山是兽类的天下，沿山居民，由于气候不好土地贫瘠且多为坡地，还常常遭受兽害，所以粮食收入极少，狩猎就成为他们重要的生存手段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医药逐渐成为社会的需求品，而具有中药材宝库之称的梵净山，又成为山民们的衣食宝地，并吸引了附近地区的药农。狩猎和挖取药材使他们逐渐向梵净山的腹地纵深发展，也踏出了一段段勉强可称为路的鸟道。直至建国前山麓居民的生活来源仍然是以种粮食、狩猎和挖寻药材为主，有些地方和家庭后两者的收入还大于前者。现在新山金顶脚下地名十字街的地方还残留不少石砌的药棚遗址，这就是当年印江苏家坡、护国寺一带居民的祖先们朝山之期售药和住宿的窝棚。药棚归各家所独有，代代继承，权属不乱，直至解放后才荒弃。这些药棚虽然始建时间不长，即在梵净山开发之后，但却说明了近山居民亦农亦药的传统生产习俗。

沿山居民在生产劳动中逐渐认识了梵净山。但足迹所至，大都仅限于山体中上部以下林木茂郁的地段。因为上部多系光秃的脊岭，山顶部也只有灌丛苔藓，鸟兽绝迹，道路不通，可以说基本无人涉足。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梵净山由于山体磅礴巍峨，金顶峰百余里外肉眼皆可看到，所以她的名字早为人们所知晓，但却很少有人涉足，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宋元时期。

唐代崇尚佛教，此风所及，不仅中原治内之地，就是边陲“化外”之地也深受影响。印江在唐代开元年间就正式设置思邛县。虽然政治性质与中原郡县不同，仍为民族首领自治，但却正式收入了皇室版图，与中央的交往和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自然早于未开化的民族地区。有资料表明，在梵净山麓地处印江木黄镇金厂地方的天庆寺，就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仅印江境内沿梵净山麓的宋代寺庙建筑现在可查的就有六、七座。可见唐宋以来佛教就已在梵净山一带流传。

明初，朝廷对佛教实行了较严厉的限制政策，中原一带僧侣纷纷逃往朝廷力量达不到的边沿少数民族地区，这又促进了地处边陲的民族地区梵净山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至明代中叶，对佛教的限制逐渐松驰，并转而崇尚。帝王后妃亦多信佛，连宫中也建起庙宇来。上行下效，至明嘉靖、隆庆中，上至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下至庶民百姓，崇佛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梵净山沿山地区建立了不少寺庙，佛教普及民间。由于佛教徒的特殊信仰和“苦行”的修行原则，远离尘世的崇山峻岭成为他们建寺礼佛的理想地方，所以磅礴巍峨的梵净山就成为佛教信徒注目的所在。但在明代隆庆朝以前，梵净山寺庙的修建多在离山最近居民点的附近及人们生产劳动所及的地区，上部地区除少数猛悍的采药人偶又涉足外，终年几乎渺无人迹。虽有好事者在老山部分建可数的几个石砌的小佛龛，而朝觐人极少。因为有了人的活动，“崔巍不减五岳”的梵净山，“天生丽质难自弃”，她的神奇和灵异便逐渐在环山县县的绅民中慢慢传诵开来，一些探奇览胜的人士，有的开始涉足梵净山；有的虽未亲历，对梵净山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教信徒的向往和梵净山诱人的奇伟风光使梵净山的开发几乎成了环山各族绅民的普遍要求。但“长在深闺人未识”，粗头乱服的梵净山还不被外界特别是外界上层人士所认识。识。但开发梵净山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而且“山连四府”，牵动面大，单凭民间某些人的倡导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组织，得到环山各府州县的支持，才能谈得到较具规模的开发。没有这样的条件，开发只是一种愿望。

明朝隆庆年间，受朝廷崇佛的影响，地方官吏为迎合“上意”，也很重视佛教的发展，对佛教寺院的兴建和佛教名山的开发都采取支持的态度。约在隆庆末年万历初年之际，今印江自治县城内上街的里老杨再运，根据印江县城居民的要求，第一次向县、道及贵州巡抚申请正式开发梵净山。当时任贵州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蔡文，对此申请十分重视，根据呈文中开发梵净山的理由和所列举的情况，特会同抚苗道杨某、都清道刘某，责成时任印江知县的雷学皋派专员会同地方上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到梵净山查核。雷学皋根据实地考查事实，详细向道抚衙门回报。巡抚蔡文根据印江县的回报，认定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值得开发，再次令抚苗、都清两道衙门与巡抚衙门共同下文责令印江知县雷学皋选派公正热心的人主持开发事宜，并行文梵净山沿山府县，告示群众，还由巡抚颁发给主事人员军中的重要符信“火牌”，以证明他们的身份，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受命于抚宪的。抚、道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以上一系列措施，使梵净山的开发一开始就得到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不仅加强了具体组织、领导开发工作的印江县官绅的责任感，也引起了沿山府县官绅的重视和支持，使这样艰巨浩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开展。

印江知县接到抚道批文后，立刻选委杨洪德、杨万林、陈普庵等人具体负责梵净山的开发事宜。杨洪德等人，不负官府绅民的愿望，在渺无人迹的荒山野菁，不避暑暑霜，栉风沐雨，数十年如一日，披荆斩棘，劈山开路，整修了老山小道，开辟了新山金顶的道路，在两山金顶和山顶一带创修了庙宇，并在部分佛殿内塑置了佛像，在其它庙宇内也设置了精工镌刻的神神主。主要凿通由印江西线护国寺上山的通道。这条道路由上山起点张家坝至山顶，地势缓缓抬升，无过长的陡坡，且多在山脊行走，视野开阔，自然景点亦多。行人既可尽情领略千百里外江山胜景，也可身历其境观赏身边的巉崖峭壁、怪石幽峦、卷云飞瀑、异树瑶花，较之东线由峡底陡直登顶，大大减少登山的疲累，并满足了寻幽览胜的美的享受，是上山最理想的一条通道。但这条道路其中有一段为刃脊地带，特别是现在拜佛台、剪刀峡两处，脊岭插天，巅顶如仰置的刀刃，左临肖家河，右临牛尾河，峭壁如削，直泻两溪谷底，视之目眩神昏。开辟这一段道路，硬是在坚石上一锤一钻凿出来的，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杨洪德等人，从明万历元至三年起，约至万历二十六年左右，历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得到沿山府县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使梵净山道路通畅，近山及山顶寺庙星罗棋布，一些有僧住持的较大寺庙，古木森森，殿宇辉煌，佛相庄严，幡幔低垂。山上山下，香烟氤氲，钟磬佛号之声相闻，蔚然名山佛国。梵净山的开发成就吸引了沿山府县善男信女，湘鄂川滇各省闻名而至者也复不少，一些高僧大德到梵净山驻锡，使梵净山一时名扬海内。万历四十六年《敕赐碑》的序文中描述道：“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日盛而月新。”

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烦顾于道府诸侯……”这种盛况，不啻是二十多年开发成就的客观总结。使一座荒凉无闻的荒山一跃而为海内知名的禅宗胜地，印江人民功不可没，开发者杨洪德等人功不可没！

万历二十六年，播州（今遵义地区境）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明朝廷命将军刘綎发兵征讨，杨应龙兵败***，部分败兵逃入梵净山继续抗明。由于梵净山地势复杂，林深菁密，官军与地方民军历时两年余才将这股义军扑灭。在官军与义军的战斗中，官军为了不使义军有立足之地，烧毁了山顶和近山的不少庙宇，捣毁了庙内神像及各种设施。这次事变，即“勅赐碑”碑文所指的“播乱”。这次军事变乱使二十多年来的开发成果几乎破坏殆尽，梵净山的开发事业亦至此停顿下来。在围剿和反围剿的多次战斗中，双方还都伤害了不少良民和环山僧尼信士。这些情况流传开去，使远近僧民闻之裹足，僧尼避他乡，正如“勅赐碑”所描述的：“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希，非复旧盛……”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梵净山僧寮残败，香灯冷落，山顶殿龛多没于荒烟蔓草间。

明万历帝神宗朱翊钧生母李皇后，原是其父穆宗朱载坖的贵妃，神宗即位后晋封太后，生平酷好释佛。神宗即位时才九岁，朝中一些大事实际由她作主，史称她“教帝颇严”，在万历前期能有一个比较清平的政局，认为得力于她居多。由于她多年参预政事，她的威望在全国官绅中自然就很高，她的行为影响也很大。史载她在京师内外广置佛宇，动辄耗费百万。神宗成年实际亲政后，对他母亲的这类行为，也资助无数。***和皇帝的崇佛行为不能不影响各级官员与士绅，建设丛林佛寺客观上成了取悦朝廷的一种政治途径。在这种特殊政治环境下，业已开发、兴盛并知名海内的禅宗胜地梵净山的一旦衰颓，就不能不引起各级官府的重视，维修梵净山，成了官府和全体僧尼及信佛群众的愿望。梵净山虽经“播乱”的破坏而一度衰颓，但曾经一度名播海内的古佛道场，不能不令禅宗佛子心驰神往，所以变乱后经过一段时间，山麓一带逃散的僧尼又逐渐返回，并因陋就简地修复了部分寺庙。外地僧侣也有闻名前来驻锡者。其中有一位属于临济宗名叫妙玄的高僧也来到梵净山，他的佛学知识和德行很快得到沿山僧尼和佛教信徒的尊崇，成了梵净山区佛教正宗临济宗的第一代传人。在妙玄来到梵净山的前后，沿山府县绅民僧尼曾多次向上级官府申请维修梵净山寺庙。他主持梵净山佛事后又会同各府县官绅向朝廷请求维修梵净山。一向信佛的李太后，对这样名山佛地的修复，自然认为是功德无量的。在她的示意下，神宗正式下旨令贵州巡抚各文武衙门、分巡抚苗道、思南、思州、铜仁、石阡各府，印江、铜仁县及沿山武备衙门，各长官司，维修和重建金顶庙宇及天庆、天池各寺，由僧妙玄主持集资和重建、维修等具体事宜。金顶的重建工程约在万历四十五年前后结束。万历四十六年由当时朝中的吏部侍郎李芝彦撰有《勅碑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俗称“勅赐碑”，碑末太后李娘娘亲自列名，其余中央府、部、省级文武按抚军门都督、道员、府县官员绅士署名的达50多人。原碑竖于老山滴水岩，现尚存，已为印江县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是记载梵净风光历史最古老详尽的唯一古碑。

梵净山金顶庙群由于经过勅赐重修，不仅面貌焕然，且声名更加远播。每年六月开山之后，朝山之人更为踊跃。环山大寺及金顶庙宇较开发前期更盛，同时勅赐重修的天庆寺、天池寺（后改名护国寺）等，规模宏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神像雕塑精湛，造型生动，为由印江东、西线入山两大禅寺。盛时，两寺均有僧人四十余名，朝山之期，均可容香客二三百人住宿。

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清军入关后南明小朝廷在西南地区与清政府辗转对抗二十多年。战乱和政治原因，使中原及西南一带的僧人，明末遗臣纷纷来梵净山修行和出家，如涪州的明然、云南的破天、川东的海阔等高僧领徒百余人，前后分住天庆、护国两寺。明然和尚是护国寺的第五代住持，是僧妙玄第五世传人。清顺治间，翰林学士李襄，不愿为清廷征用，远避来黔，到天庆寺出家，法名深持，不久成为该寺住持。深持和尚文学和佛学知识均很精深，不仅为梵净山区各寺僧众所敬仰，也得到沿山州县官员的敬重。清康熙初年，他主持重修天庆寺，得思南营总镇王平的资助，捐银三百两，重修了九重殿堂；除九重大殿外，尚有僧寮，客房八十多间，为梵净山第一大寺。《思南府志》称其“怪石苍松，呈巧献技”。他还主持修复了坝梅寺、天马寺、水源寺，扩建了九皇观。康熙五年，朝廷再次勅赐天庆寺为皇庵，并封其为合护国寺、坝梅寺、天马寺四大皇庵的首领，勅赐镇山印，主持四大皇庵及环山诸寺的佛事。明末清初，由于这一批高僧主持梵净山的佛事，对梵净山区佛教文化的弘扬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广纳僧徒，扩建庙宇，从万历末期至清康乾之际粗略统计，仅梵净山西北部印江境内兴建的著名庵寺即有太平寺、白神庙、白云寺、鱼泉寺、文昌庙、过江寺、江口寺、海马寺、青微寺、诸天寺、关王庙、三府庙、玉皇庙、大坳寺、白马寺、报恩寺……等数十余座。每逢六月开山之后，除沿山州县及贵州境内外，远至楚、湘、川、桂、滇诸省的善男信女，百十成群，身背香袋，口念佛号，旌幡载道，浩浩荡荡涌向梵净山；山上山下，香烟缭绕，钟磬相闻，“若城市然”。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咸丰之际，是梵净山的极盛时期。

清道光年间，朝廷向农民征粮有“折征”的政策，即纳粮时如交实物有困难可以按市价折为现银交纳。这原本是为了照顾边远地区或交实物确有困难的农民的便民举措。折银或交实物取决于农民的自愿，谁知竟为贪官狡吏所利用，成了他们盘剥农民中饱私囊的手段。初期折征每斗粮仅四五百文，基本和市价持平，以后逐渐加至千多文，甚至二千文左右，强令农民折征，拒收稻谷，特别是铜仁府的粮房周明伦尤其阴酷，百姓恨之入骨。咸丰四年（1854），铜仁上五洞（今德旺、茶寨等地）农民忍无可忍，在举人梅继鼎、徐廷杰等带领下，肩挑背负稻谷到府衙交纳，时新任铜仁知府葛景莱原是一介书生，不谙政事，在周明伦的怂恿下，坚持折征，拒收稻谷，农民把粮谷倾于府庑而去。咸丰五年（1855）上五洞农民再次赴府纳粮，沿途农民响应随去的不少，葛景莱惑于周明伦的诡词，不仅仍坚持折征，并加以恫吓，激起众怒，在吴劳苟、陈福林、徐兴素等带领下，以红巾为号，攻蹈铜仁府城，知府葛景莱***。这便是贵州历史上著名的“红号”军起义。“红号”军起义的消息传开后，现今整个铜仁地区范围内不甘盘剥的农民纷纷揭竿响应，印江的吴灿奎、田宗达及其子田瑞龙率众以印江城北的大圣墩为根据地，设卡建寨，与铜仁红号军遥相呼应。田瑞龙勇悍多谋，为徐廷杰所器重，召入铜仁，伪称他系蜀汉赵子龙转劫，遂称之为“子龙”。红号军先后攻克思南、石阡等府城，印江、松桃、镇远、施秉、余庆等县城，一时声威大振。

清廷急调湘、川、黔各军围攻。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历时年余分别被歼灭。梅继鼎、徐廷杰、吴劳苟诸人先后死难，唯田瑞龙（赵子龙）带领余部退踞梵净山继续抗清。田瑞龙与红号军首领刘世美、陈福林等在梵净山的三角庄修造土石木城作为根据地，控制了整个梵净山区，活动于现江口的德旺，印江的木黄、合水、朗溪、张家坝，松桃的乌罗等地，与后起的思南白号军和苗族起义军遥相呼应，多次给予清军和地主武装沉重的打击。在与清军和民团的战斗中，沿山及山顶寺庙再次遭到破坏，僧侣逃散，香灯冷落，沿山居民为了避兵，不少也逃离山区，群众称这次事变为“大反”。后事态虽然平息，梵净山区由于元气大伤，一直未能恢复咸同前的盛况。

同治九年，从铜仁东山寺来了一个法名隆参（印江父老称为云开和尚）的和尚。这位隆参和尚原削发晃州福兴庵，后住持铜仁东山寺，深沉多智，很得各地官绅士庶的器重。他到梵净山后，往来于印江、江口、松桃沿山各大寺之间，常住印江的护国寺、江口的坝梅寺，成了梵净山各寺的自然领袖。他对劫后萧条的梵净山做了一些恢复工作，先后修复了回香坪、报恩寺等庙宇，清整了荒芜失修的道路，使多年停滞的朝山活动又逐渐沿例开展起来。

隆参来到梵净山后的第五年，即清光绪元年，在岑巩马鞍山被清军击散的以太平军为骨干，合号军、苗民起义军战士组合成的一股义军三十多人，在太平军战士刘盛率领下，假扮官军，进入梵净山区与清政府继续抗争。义军初到梵净山时，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沿山村寨的恶霸地主，行踪飘忽不定，以沿山寺庙为临时住宿地，所以一些寺庙的寺僧虽然逃散，对寺庙却无侵犯行为。义军的行动引起沿山地主阶层隆参等上层僧人的极大恐惧，隆参逃离梵净山，向思南、铜仁等府县告急，府县官员以为三十余人，为祸不烈，初不以为意，照例派了一些官兵来征剿，谁知屡战屡败，损伤惨重，遂采取各守疆界的办法，对深入征剿，大都拖延应付，使义军在梵净山区站住了脚跟。

以刘盛为首的义军抗拒官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闻开来，几年前被清军镇压下去的太平军、号军、苗族义军残留潜伏下来的战士及沿山不堪忍受清政府剥削压迫的贫苦人民，也有少数不满清军首领虐待的清军士兵，逐渐加入这支义军队伍，使队伍迅速扩大到两百多人。义军往来于自然环境极为险恶的深山密林里，艰苦卓绝，勇悍善战。虽经贵州抚院分调驻省绿营军及沿山州县防军、民团围剿，饬贵东道易佩绅临山坐镇督剿，甚至调驻黔湘军助剿，三四年间，前后动员了上万名兵力，耗费无数钱粮，撤换几员指挥官，仍然“师久无功”。《铜仁府志》称义军“……百战之余，精于火器，百发百中。其居处日夕数易，莫能侦探。雨淋日晒，皆无所谓。赤足如铁铸，虽石齿锐利，荆棘丛杂间，履之若飞。每攻击各村寨，夜行百里，瞬息即至，防无可防。”义军的行动严重打击了沿山地主豪绅、官府，贵州巡抚及易佩绅等一筹莫展。《铜仁府志》称：“……绅民纷纷上诉，大吏日夜焦思，乃防剿练军数千众，迁延岁月五六年，糜饷不可数计，更换统领实繁有徒。”最后贵州巡抚岑毓英不得不亲来督剿，调动了湘、黔、川绿营军，思南、石阡、铜仁、松桃、印江等府厅县驻防军及沿山各地民团，采取铁壁合围，步步为营的政策，断绝义军给养，复令谙熟梵净山情况的廖云鹏（凌霄）、隆参为向导追踪搜剿。《东华录》载：“山之界在思石者，则令印江贡生廖凌霄领健卒百人以为向导，山之界在铜松者，则令本山住持僧隆参率猎户五十人以为向导，探悉贼踪，直穷所在，不停一息，各防军分队循环接应。”由于采取这一系列恶毒的策略，使义军弹尽粮绝，临于绝境。在多次遭遇战中，又损失了大部弟兄，以刘盛为首的数十人，退匿于金顶后密洞内，拒绝了官兵的诱降，拟突围至湖南继续战斗，因叛徒出卖，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这次以三十余人为首，最终不过二百余人的义军队伍，在梵净山坚持了六年之久的抗清斗争，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被扑灭。

这次始终以梵净山区为战争中心的军事事变，前后延续六年，大小数百余战，对梵净山区特别是山顶一带的破坏是继同治号军踞山抗清后最为惨重的一次。早期，义军主要以山顶上下茶殿各庙宇为据点，往来于印江、松桃、江口一带。印江的护国寺、天庆寺常常成为他们的临时驻地。当清军大举围攻后，包括金顶在内的印江地段，处于脊岭地带，虽然险峻，但给养困难，便转移到凤凰山区据点活动，以寺庙为依托，据险设寨，与官兵周旋。山顶茶殿，是他们常往印江打给养和与官军周旋的唯一通道，所以当义***移到凤凰山区后，清军就一直在茶殿驻军设防，长住山顶各寺。后期合围中又在茶殿、九皇洞、引佛寺设立营栅防剿。自清军驻扎山顶各庙后，义军一直未到这一带活动，也未发生过较大战斗，山顶各庙主要毁于清军驻军和民团。护国寺前殿神像、板壁、神座、器物等被驻军拆作柴禾烧净。天庆寺则在一次义军秘密驻扎时，由于寺僧告密，在与民团战斗中被焚毁，九重殿堂只余三重，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在凤凰山区江口、松桃部分，由于后期是义军主要活动地区，也是官军搜剿的重点地段，在频繁严酷的战斗中，寺庙损失更大。事变平息以后，虽经僧隆参募化新修和重修了镇国寺、水源寺、明珠寺以及回香坪、明镜山（即老山）、老金顶、新金顶、九皇洞的一些殿宇，但终难恢复当年盛况。不过，他的努力奔走，还是使多年来停止了的朝山活动又恢复起来。同时，贵州巡抚岑毓英在征剿刘盛为首的义军中，伤透了脑筋，认为梵净山“界连川楚、地方迂阔，林密洞多，最易藏匪”（《东华录》），为了长远计，便由松桃协分出都司、千总、把总、外委等八员武官，战兵四百名，在护国寺侧修建都司营署（称“护国营署”）设衙镇压，并在沿山地方分设八汛，由护国营署领导、维护梵净山的治安。从此次事变后终清一代近二十年中，开山之期，朝山活动基本正常，护国寺、天庆寺等大寺常住僧人仍有十余人，其他一般庵寺也有僧尼三五人、七八人不等，基本维系了各庵寺的正常活动。山顶各殿宇，每年朝山之期，则由天庆寺、护国寺、坝梅寺几个庙宇，分别派僧人上去照料。辛亥革命后，梵净营署官兵自动走散，仅留少数老弱营弁驻守。民国三年，印江县临时自治政府派周耿光到营署接收了残留的武器及营署印鉴，遣散了留下的兵勇，从此无人照料，署衙日久败坏，至今只余残础可辨。民国年间，梵净山虽然偶有匪患，但多为流寇，即有占山者，时间均不长，破坏不大，寺庙、僧尼情况和朝山活动和清末的状况差不多。1934 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来到黔东，在印江、沿河、德江、松桃及四川的秀山、酉阳等毗邻地区建立了黔东特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武装斗争。当年十月，在印江的木黄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六军团会师，两军合编为一个战斗单位。大军向湘西挺进前，从六军团中抽出部分指战员、伤病员与地方游击队七百余人，组建成黔东独立师，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任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任政治委员，以梵净山为根据地，继续坚持黔东特区的革命斗争。十一月中旬，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区，驻扎在张家坝、滥泥坳、洞德寺、苏家坡、护国寺一带。红军独立师尚未站稳脚跟，黔军李成章部以数倍于独立师的兵力和精良充足的武器尾追而至，配合地方民团向红军进攻。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英勇抗击，多次粉碎强敌的进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几乎每天都有战斗，这样坚持了十多天，由于力量悬殊过大，弹药补给困难，才不得不退出梵净山区，向松桃方向撤退。独立师在梵净山区的斗争虽然时间不长，战斗却十分残酷，黔军与民团丢下不少的尸体自不必说，而由张家坝至护国寺达梵净山金顶沿途巉崖鸟道上，几乎都染遍了红军战士的血迹。

抗日战争时期，印江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曾在梵净山金顶设置电台，主要任务是向印江及毗邻县传递防空信息和部分战争消息。抗日战争胜利后撤销。

临近解放的前两年，由于政局不稳定和金融秩序混乱，社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上涨势如脱缰野马，农村经济凋敝，社社会治安恶化，朝山活动及沿山寺庙日常佛事活动基本停止，大部分僧尼走散，少数无家可归的僧侣被迫留下仅靠微薄的庙产或自身的劳动勉强维持。解放初期各地土匪暴乱，印江、江口等地人民政府暂时撤离，叛匪***三二八师逃至梵净山，各地被***清剿打散的土匪也纷纷奔附，近山范围内留下的僧尼逃匿一空。在土匪盘踞时期，山上及山下近山寺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金顶的上下茶殿、九皇洞等殿宇板壁拆除一空，有的连房梁也被拆除烧掉。梵净山土匪被肃清后，多数寺庙已成废墟。在土地改革的反封建民主革命中，寺庙成了反封建、破除迷信的主要对象。梵净山区的寺庙及僧侣按各县管辖范围由各县进行处理。印江近山的农会组织到梵净山顶拆除了登金顶攀援的铁链及金顶释迦、弥勒两殿残存的铁瓦运回当时的印江县政府。县政府用来熔铸成正在修建的县委会的建筑用材。金顶各庙及护国寺和沿山寺庙的神像全部被捣毁。从此，梵净山区开山以来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活动基本停止，绝大部分残存的殿宇由于无人照料也因这样那样原因而仅剩断础残垣。数十年间，道路半被山水冲毁，半掩于荆莽灌丛之中，基本还原成明万历前的状况。

梵净山作为禅宗胜地的价值逐渐衰落后，她的另一方面的价值，即珍贵的自然资源，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科研价值却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本世纪三十年代，蒋英教授对梵净山的植物植被进行标本采集，并与陈焕镛和奥地利人韩马迪鉴定，撰文发表于《中华农学会报》及《韩马迪树木园林季刊》。同一时期，还有罗绳武教授所作的梵净山地质调查。1931年，焦启源、周鹤昌和美国人史德蔚来梵净山考察，本1500余号。1937 - 1938年，钟补勤两次登山调查，采得珙桐、贵州紫薇等珍稀植物，其资料已收入《贵州森林自然分布概况》中。1957 - 19***年，南京土壤研究所、贵州省农业厅、贵州省农学院对梵净山进行过土壤调查。1958 - 19***年贵州中医研究所、省中医学院三次上山调查，先后采集药用植物标本500余号。1963 - 19***年，简焯坡教授带领中国植物研究所人员，并有贵州农学院、贵州师院、贵州省科委、贵阳中医学院参加，对梵净山东西坡植被，特别是水青冈群落进行了详尽调查，作了203个样方，采集了4000多号标本，发表了《梵净山水青冈林在地理分布上的意义》一文。1963 - 1977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西南生物研究所、贵阳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上海自然博物馆、贵州博物馆等单位在梵净山进行过大型兽类（包括金丝猴）、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动物的科学调查，写有多篇论文和报告。六十年代，108地质队对梵净山的地质矿藏测制了1∶5万地质图，地质103、106、115队作过梵净山地质评价工作。贵州地质局还组织过区域地质调查。建字第730部队又进行过梵净山地区区域水文地质普查。1981年，贵州省环保局、省环保科学工会邀请省内的教授、学者和科学工作人员47人，组成梵净山科学考察团，对梵净山自然地理、生物资源、环境背景值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的科学考察，出版了《贵州梵净山科学考察集》。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昆明科学院院长吴征镒教授参加，进行了梵净山植被考察；1984年，进行了昆虫考察。198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吴忠伦教授和贵州农学院朱守谦教授来梵净山进行了森林考察……通过上述一些部门和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梵净山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终于初露头角即令国内外瞩目。1978年成立了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分别在江口的拦河坝、徐家沟、月亮坡、快场，印江的张家坝、芙蓉坝、金厂，松桃的田家坝分设八个管理站，管理区总面积567平方公里。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年十月，联合国在巴黎召开第九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协调理事会接纳梵净山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网”。四百多年来，以暮鼓晨钟“古佛道场”闻名国内的梵净山，如今却以其亚热带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原始“本底”，珍稀动植物“种源库”的科学经济价值而扬名世界，吸引了不少国际科学组织，国际科学界人士前来共同破译这个周环六百余里、神奇古老的名山之谜。1984年由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向应海担任队长组成的中英联合考察队，有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艺专家拉塞尔博士和该园标本馆馆长希思博士、副馆长菲拉尔勒博士参加，对梵净山进行了植被考察。同年，瑞典华裔地质学家许靖华博士对梵净山进行了地质考察。1985年，美国纽约野生动物协会动物学家马瑞·珀尔博士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遗传试验室主任唐·梅尔尼博士考察了黔金丝猴的生态环境。同年，贵州科学院与美国三位专家联合对梵净山草木本植物进行了科学考察。1987年，贵州地质学会组织本省一些地质学家又一次对梵净山地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1990年，美国内政部的布鲁斯博士和助手戴尔·布朗斯组织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监测组，于当年八月来梵净山考察，预定监测期为两年；我国有林业部远海鹰同志和保护司的孟沙同志陪同考察。1991年7月24日至8月8日，美国真菌学家皮塔森来梵净山进行真菌考察，美国国际动物保护协会的毕蔚林教授与贵州师范大学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梵净山金丝猴考察组”对梵净山特有的金丝猴繁殖、生活习性等方面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详尽考察和研究。此外，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还接待了多次来山考察的外国专家，如加拿大的地理信息博士英格里梅教授、美国密苏里州植物园副主任等。

作为自然资源蕴藏的宝库和科学研究的基地而重新闻名国内甚而世界的梵净山，使人们怀着历史的反思和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时代意识对其价值进行了评估。“全面开发梵净山”成了沿山各县人民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共同愿望。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印江县的文化部门首先组织专门考察组对梵净山的文物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对梵净山的碑碣、摩岩、寺庙殿宇残存的遗址，过去著名风物景点的现状作了详细的搜寻和考察。通过考察，发现了一批湮没多年的珍贵文物，如清末书写北京颐和园匾额的印江名书法家严寅亮所书护国寺大殿“黔山第一”匾额，“勅赐碑”，护国营署“明正宽和”大堂匾额，茶殿碑，禁砍森林碑、脉原宗谱碑记等一批碑碣，写出了《梵净山文物考查报告》，并将勅赐碑制成拓片和“黔山第一”匾一起分别拍成照片，报送省地文化部门，使解放以来已被遗忘的梵净山，重新引起了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关注，并逐渐传扬开去。八十年代期间，到梵净山朝佛、探幽寻胜、科学考察的旅游者逐年增多，沿山各县政府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有的对上山道路进行了全面整修，一般也作了必要的维修。一些著名的寺庙，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过程中也得到恢复，如位于木黄镇梵净山麓的著名觉庵“太平寺”，1988年由省宗教部门拨款近二十万元恢复了大雄宝殿，后又添置了两侧厢房。虽然恢复太平寺旧时规模还待分期续建，但已建大殿气势恢宏，兽脊鳌檐，描梁漆柱，殿内佛像庄严、宝座高踞，神幔低垂，佛幡沉沉，已俨然丛林禅院。近年梵净山开山之期，善男信女，来此参佛还愿者络绎不绝。寺内持学老尼惠松，现为贵州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印江县政协委员。

八十年代中期，印江县政府措资修建了由印江县城通往护国寺的公路，大大便利了由印江西线上梵净山的游客，并多次组织专人到梵净山调查，以便根据地方财力等条件作出开发梵净山的规划，分期实施。1992年，铜仁地区一些有识之士，在地、市、县领导和社会贤达支持下，成立了“武陵主峰梵净山碑林筹建委员会”，向海内外书法名家征集作品，在印江的护国寺，江口的黑湾河各建碑廊一座，每处碑廊暂建碑一百块。现已陆续征集到国内大陆、港、澳、台书法名家及东南亚、日本、朝鲜、韩国等国书法名家书稿二百多件，复制分交两县。1991年，印江自治县成立了“梵净山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开发梵净山的资金筹集、建设规划、碑林筹建、招商引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并开始向社会筹集到部分资金。1993年又调整和充实了领导小组，对入山山门的筹建，入山公路争取审批立项，碑林的筹建和碑的镌刻，登山小道的修整开展了具体工作。同年夏天，邀请上海城建学院师生十二人，对印江部分的梵净山开发作了科学的论证并协助制定了开发规划设计。梵净山山门工程已于1994年开工，目前已经完工验收，今年（1995年）夏历六月梵净山开山之前即可全面交付使用。碑林首期的一百块碑已于1994年开工镌刻，今年内即可完成。入山公路已经省批准立项，一期工程现已开工，集资、上山小道的修整也在按部就班地开展，现正筹划西线入山大寺——护国寺的修复工作。为适应逐渐发展起来的旅游事业，县城的旅游宾馆，入山沿途的招待馆所及其它一些必要的设施，县里已制定出十分优惠的开发政策，采取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现正在联系洽谈之中。

梵净山开发至今四百多年来，历尽沧桑、几经风雨，虽然兴衰更替，而历史的浪涛终于淘尽她身上的污垢，科学的巨手揭开了她半掩的面纱，第一次把她的国色天姿全面地展现于世。她集宗教文化、自然风光、科学研究、民族风情、珍稀资源为一身的多功能、高品位的旅游价值，是当今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尚待开发的旅游宝地。开发梵净山不仅是沿山各县人民的愿望，也是省地有关领导部门乃至国内外人士的愿望。我们深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实力的加强，现在乱头粗服的梵净山，不久的将来，必将以她光彩照人的丰姿屹立于世界旅游胜地之林。（李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