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作为黔中名山，究竟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开发的？这是研究梵净山历史的首要问题。对梵净山开发以后的各种史实资料和各类口碑资料加以鉴别，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梵净山的开发，见于文字记载的大略 有这样几种说法：

1. 李颖与僧妙元建刹，见《铜仁府志》：“其开山原由，相传为前明国舅李颖与僧妙元建刹，请有勅赐碑文，今尚存……”这段史料没有载明时间，根据《勅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中所载：“……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铜仁府志》旧志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清代人因避清圣祖玄烨名讳，书写中常以元字代玄字，可知《铜仁府志》所说之妙元即勅赐碑所载之妙玄，那么妙玄和李颖开山建刹，当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之前不久。

2. 明万历时李皇后在此修行，肉身成圣，因而创修庙宇，开发梵净山。见清光绪二十二年张鸿翥所撰 “茶殿碑”：“……时在明季万历年间，李皇后修行于此，肉身成圣，百日飞升，因之创修庙宇，满塑佛像，建立四大脚庵，凿开五方道路，勅赐镇山印，号为古茶殿，而梵净山之名传焉。”

3. 梵净山正式开发始于明万历元年至三年之间，见《印江文史资料》第二辑李敦礼撰《梵净山文物简介》一文。

“李颖与僧妙元（玄）建刹” 的第一种说法，从引文来看就互相矛盾。说他们开山建刹，还请有勅赐碑文，而勅赐碑文中明明说道“……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 勅赐碑文为万历四十六年所撰，可见万历四十六年以前，梵净山不仅已经开辟，而且相当兴旺了。勅赐碑即《勅赐重修金顶序》，是记载重修金顶各庙宇的序文，《松桃厅志》说得好：“碑称重建，则梵宇由来久矣，惜未载明创始年代。” 可见旧志也不相信这种说法。至于国舅李颖这个人，勅赐碑未载，据 “中国武陵主峰梵净山碑林筹建资料特辑” 中求实同志所撰《梵净山史实考证》一文中的考证，神宗后妃中没有姓李的，外戚传中也未查到李颖其人。这就说明《铜仁府志》关于梵净山开山原由的这则史料，不仅不可信，连提到的 “国舅李颖” 这个人似乎也是子虚乌有了。但清代以来不少诗文中却常常见到 “李国舅” 其人。究竟有没有国舅李颖这个人呢？根据本辑肖忠民同志所撰《梵净山西北部僧侣概述》一文关于天池寺的记述中所述：“当时梵净山最大的寺庙天池院（即护国寺，亦称天池寺）据残存的碑记所载，建于明弘治初年（1488），后由妙玄李颖（即李青莲）所重建。” 另据1994年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史林志》第4期张凤科《梵净山四十八大座脚庵兴衰记略》一文中的记述：“……又据四十八大座脚庵之一的坝梅寺（承恩堂）碑载：坝梅寺临济正宗第一世为妙玄，第二世李颖，其后祖失载……” 根据以上两则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颖确有其人，是梵净山禅宗最早的传宗祖师之一。肖忠民同志引述的碑记虽未说明李颖与妙玄的关系，但李颖名字列在妙玄之后。张凤科同志引述的碑记，则明确说明了李颖是妙玄的弟子。看来李颖是梵净山临济正宗第二代祖师是无疑的了。但李颖出家前是不是国舅？是 “前明” 哪一代的国舅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上两则资料并参照勅赐碑的记述可以看出，李颖和妙玄重修了梵净山金顶一些寺庙和环山部分寺庙，但决不是梵净山最早的开发者，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他们创建了梵净山的寺庙和开辟了梵净山。好在《铜仁府志》这段记述，一开始就冠以 “相传” 二字，“相传” 便是来源于传说，不能作为信史，反留给后人考证，作者还是客观的。

“茶殿碑” 对开辟梵净山说得比较具体，说开辟的原由是因明万历时李皇后在此修行，肉身成圣，因而创修庙宇，开发梵净山。具体行动是创修庙宇，满塑佛像，建立四大脚庵，凿开五方道路，勅赐镇山印…… 说得明白具体，但略一考查，就知道全属杜撰了。

碑中所述 “明万历时李皇后”，不知指的是万历帝朱翊钧的母亲慈圣李太后呢，还是万历帝的皇后？如果指的是万历帝的母亲，那么就不能称 “万历时李皇后”，因为在万历时已进尊号为 “慈圣皇太后” 了。查《明史》，万历帝生母李氏，原为穆宗（隆庆）的贵妃。万历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说她 “敦帝颇严” 。万历初期，国家还算承平富庶，她起了很大的作用。性好佛。她在京城内外，修了许多庙宇，动辄耗费数万银两，万历帝资助的也不计其数…… 万历四十二年（1615）去世，合葬于穆宗陵墓（即 “合葬昭陵” ）。

重修金顶的工程在当时来说是浩大的，决非三五年可以竣工。勅赐碑是重修金顶的纪念碑，成碑当然在竣工之后。那末什么时候报经朝廷批准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蒙钦命“抚按道府各衙门”才“作兴允议”乃至实际筹划开工？这中间应该有一段相当长的准备时间，所以万历四十六年竣工撰写的勅赐碑，其筹划、开工必然在万历四十六年之前若干年。生前好佛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的这位李太后，对于天下众名岳之宗的古佛道场梵净山重建金顶的举措，自然是出了大力的，所以勅赐碑末参与重修金顶官绅僧民的列名中就赫然把“太后娘娘李”列在首位。这位明白无误的李太后已于撰写勅赐碑四年前去世，其“肉身”已“合葬昭陵”，怎么又会来梵净山修行而“肉身成圣”呢？

其次，如果茶殿碑中所说的“李皇后”不是指万历帝的母亲李太后而是指万历帝的皇后，那就更无任何历史依据了。据明史记载，万历帝翊钧十岁即帝位，万历六年十六岁时始冠，立妃王氏为后，王皇后没有生育，纳有两个妃子，一个是王恭妃、一个是郑妃。王恭妃生皇长子常洛，即继万历帝位历的光宗贞皇帝，即位一月即去世；郑妃生皇三子常洵，封福王，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万历帝就是这一后二妃，史籍写得明明白白，并没有什么李后李妃。再说，即或是一个非后非妃的姓李的宫女，在那宫禁森严的宫墙内，也是无法走出宫门的，就是有幸逃得出来，也只有隐姓埋名，隐遁空行，怎么会在万历帝还在位时就能直达天听，并居然无视皇家尊严，为她开山立庙？真是荒谬已极！

个人认为，以上两段记述，都与梵净山九皇洞的传说有关。老山脚下有个九皇洞，传说古代有一位九皇妃在此修行，功果圆满，于洞内石床上坐化，肉身成圣，白日飞升。她生时常为沿山百姓治病。死后圣体鲜活如生，有人生了病，用针刺她的身体还能刺出血来。用其血水喝下，仍可治百病。久之，天神怕刺坏她的圣体，用四块岩石把洞从中封断，分成内外二洞；内洞恰好隔住她坐化的石床和床上的肉身。石壁上留有拳大一个孔穴，透过孔穴，人们还可隐约看到她的圣体。后人为了感念她的恩德，便临洞建起一座殿宇来纪念她，名为“九皇洞”。九皇妃在梵净山修行的消息被皇帝知道了，便命她的哥哥李国舅来接她。李国舅找到九皇洞，得知妹妹已飞升仙逝，百感交集，觉得富贵如云，宦途险恶，不如象妹妹一样倒也洒脱清静，于是也在洞内修练，终于也功成仙去……

传说是美丽而浪漫的，它给“古佛道场”的梵净山频添了几多灵气，几分神秘迷离的色彩，至今仍在环山各族人民中情节大同小异地流传。如果追溯这则传说的起源时间，应该是远在明代万历年间很久很久之前，因为万历四十六年的勅赐碑上就已书载“九皇洞”、“九皇殿”这两座殿宇，说明它建于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庙宇来源于传说，这又说明传说远远流传于建庙之前。根据常识，传说属于民间口头文学范畴，它的发生和流传几乎都有这个规律，即：根据一些人和事、物，由少数人把它编成故事在局部地区流传开来，代代相传，地域逐渐扩大。在流传过程中，转述者又根据本身的想象逐渐加工，使这一故事逐渐成型。其中某些故事中的人物经过好事者的撮弄便编造出一些遗迹遗物之类的东西来，使这一传说愈变愈真切，以至立祠立庙祀祭。我们的黄帝陵、轩辕坟、炎帝祠……等就是这样造出来的。梵净山金顶上的弥勒殿、释迦殿也是根据金顶金刀峡二佛分殿的传说建起来的。可见从传说的发生、流传到人们笃信而建庙祭祀其间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历程。所以说九皇洞的故事远在重修金顶以前就已广泛流传了。由于记载梵净山事迹的文字资料很少，可作史据的最早资料唯有勅赐碑。而勅赐碑文字骈丽，多铺陈其事，对梵净山开山史实又语焉不详，后人撰述梵净山的历史有的只凭某些著作引述勅赐碑的个别辞句，未通览全文就断章取义加以引伸，有的更加以附会敷衍成文，而这些引伸和附会都可明显的看出或多或少受到关于“九皇”传说的影响。《铜仁府志》根据勅赐碑“钦命僧妙玄重建金殿正殿……”的叙述把传说中的李国舅扯进去，并把可能协助妙玄重建金顶的他的弟子李颖与“李国舅”联起来，说开山原由：相传为前明国舅李颖与僧妙元（玄）建刹。记述虽有了附会但还有“僧妙元（玄）建刹”这一历史事实（实际是重建），并指明是“相传”，既是相传，那就声明“信不信由你”。时间上也不确定，只说“前明”，前明哪一个朝代呢？文中就含糊了。这明明是记载一则传说。我想史籍中对某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人和事引一点流传广泛的传说加以佐证，只要声明是传说也是可以的。可惜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发挥，把勅赐碑上的李太后与传说中的九皇妃联系起来，甚至把李太后弄成了她儿子神宗的皇后，而作为梵净山开山原由正二八经地写入著作或碑刻中，连近代的某些著作也据为史证。诗文咏及此事就不必说了，因为它是文艺著作。作为史籍专著的如民国初年《贵州通志·印江采访录》（三期报解）中就写到“……明万历仲春李国舅（未详名）偕李娘娘不辞万里遁修山中，潜心坐炼洞中，肉身仙去。李娘娘不知所终……而事近荒怪，似非信史所宜登，然幸有历勅赐碑文犹在，抑考证中之可信者欤！”这位老处士也识到“事近荒怪，非信史所宜登”，可惜他一定没看过勅赐碑文，否则就不会拿碑文来作证而闹此天大笑话了。所有关于梵净山开山原由的文字记述中，最为荒唐而影响极大的首推茶殿碑了。作者不加任何说明，理直气壮地说是明万历年间李皇后在那里修行，肉身成圣，因而广修庙宇，开凿道路，开辟了梵净山。时间、地点、人物、事由说得确信无疑，煞有介事。有识之士当不会信以为真，而一般缺乏历史科学知识、存有部分迷信观念的人就据为口实了。谬种流传，影响极坏，不可不辩。

综上所述，梵净山正式开发，不能从明万历四十六年重修金顶的时候算起。

那末，梵净山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发的呢？一些严肃的历史学者对此只有表示遗憾。如《松桃厅志》的作者就说：“碑称重建，则梵宇由来久矣，惜未载明创始年代。”近年铜仁地区“中国武陵主峰梵净山碑林筹建资料特辑”求实同志在《梵净山史实考证》一文中也提出疑问：“……在万历四十六‘重建’之前的金顶正殿（或‘古佛道场’），兴于何代，毁于何时？依然是不可知之数。”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1989年《印江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拙著《梵净山文物简介》一文中谈到过，惜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认可，比如1994年《史林志》中《梵净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脚庵兴衰记略》的作者仍然认为“梵净山开山建寺始于万戊午年历间”。

认定梵净山开辟原由及起始时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把梵净山始建的第一座庙宇或设施作为开辟梵净山的起始时间；一是把规模、系统开发梵净山的首次行动作为开发梵净山的起始时间。笔者认为所谓开发应该是有计划的、系统的、规模的（无论规模大小）首次开发，才能定为正式开发时间，这种开发之前的零星建设，只能算作为开发准备的条件。

从仅有的历史资料和留下的碑刻摩岩可以看出，梵净山的开发、兴旺以及开发后的盛衰史都是与佛教在黔东乃至西南地区的发展流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并不是因风光名胜而开发。佛教在梵净山一带的流传远在唐代就已开始，宋代有所发展，元、明时期即相当兴旺了。根据印江县志办肖忠民同志1993年所撰《梵净山佛道源流及其兴替初探》一文提供的资料，印江木黄镇的天庆寺就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在印江县城附近及朗溪一带有碑记可查的宋代寺庙建筑就有三清观、西岩寺、文昌宫、城隍庙、炎皇庙等。佛教以“出世”为宗旨，僧侣的修炼以远离尘世的深山幽壑为最理想的境界，所以随着佛教在梵净山周围的流传，磅礴奇峻的梵净山自然就成为佛门僧侣向往的地方，僧尼们修建的庵寺也由梵净山边沿逐渐向梵净山的纵深发展。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至明代万历以前在梵净山金顶不远的地方，仅印江县境内建立的寺庙就有洞德寺、太和寺、大洞庙、回龙寺、觉华寺、迎恩寺、钟灵寺、山王殿、护国寺（即天池寺）等十多座。梵净山顶老山部分有引佛寺、九皇洞及老山山顶一些佛龛小庙。如果从寺庙的建设来看梵净山的开发，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历程，大体说来它始于唐，历经宋元，盛于明代。但这些零星的建设并未成为规模的开发，亦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到达山顶的道路崎岖难行，有些绝险地方更是兽迹不到，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望山兴叹。

关于金顶“道院”摩岩。1984年印江中学学生到梵净山旅游，在新山金顶下部发现两则摩岩，一则刻于清朝康熙五十二年，系印江境内现缠溪镇所属化稿坪、深溪凹群众捐资修建金顶天桥的功德碑；另一则未书年月，顶部自右至左横书“道院”二字，主要记述文字自右至左直书，内容如下：

“里老 印江上街杨再运具诉 上司 察院蔡 都清道曹 抚苗道杨总批印江 知县雷差委官义民王踏领回呈，委系古迹名山、申明详允、批准本县给颁火牌、告示、帖文，承招善人开砍路到（道），通行朝觐，起塑庵殿。招善士杨洪德、杨万林、陈普庵。 若有破坏一字承当经十部。”（标点由作者所加）

这则摩岩文字朴拙，还有个别错别字，可以看出是当时承担梵净山开发的人所刻，但它却是记载梵净山开发历史的珍贵文物。把它意译成白话大概是这样的：

“印江上街里老杨再运向上级报告，要求开发梵净山。经贵州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某（‘察院’即都察院，明代各省巡抚都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故这个‘察院蔡’便是当时贵州的蔡巡抚）、都清道雷某、抚苗道杨某会同批转印江雷知县令其调查。雷知县差委官员带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百姓王某一同去查看回来报告：梵净山确实是古迹名山，值得开发。再经蔡巡抚、曹道员、杨道员等抚道官员批准，责成印江知县发给火牌、颁发告示和文件，组织能干的人员到梵净山开辟道路，修建庵堂庙宇，雕塑神像，以便敬佛的人到梵净山朝山拜佛。经印江知县决定，招聘了杨洪德、杨万林、陈普庵等人负责开发梵净山的工作。”

从摩岩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由省一级以下政府正式开发梵净山的开始。也是由于省、道、县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才能使“崔崔巍巍、巉巉岩岩”的梵净山这样艰巨浩大的开发工程得以见功。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梵净山开发的确切时间。梵净山的开发时间应该是摩岩的镌刻时间，但摩岩没有时间，笔者曾根据所载各级官员的姓氏，在县志办同志的支持下，从《明实录》、《贵州省历代职官名录》中，查到有时间联系的抚县两位官员的资料，一位是“察院蔡”，即万历初的蔡文。据史料，蔡文，福建人，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升任贵州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历九年卒于任所。“知县雷”，即云南人雷学皋。雷学皋于万历元年（1573）任印江知县，万历三年离任。另据《思南府志》、《印江县志》职官名录所载，印江自明弘治七年废司改县以后，自明迄清，除明万历初的雷学皋外，知县中没有一个姓雷的。据此分析，摩岩的镌刻时间当在明万历元年至三年间，比勅赐碑镌刻时间早四十多年。如果把杨再运的申请以及筹备时间算在内，则早在万历之前了。根据上述的考证我们可以准确地得出结论：梵净山的开发在明万历元年至三年之间。

二、从开发缘由来看，起因是由于印江城内里老杨再运报告申请。里老即里长，地方乡官，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街道办事处主任，由当地最富裕最有声望的人担当。明代制度，每一百户设里长一人。根据史料，当时印江县城居民也不过百来户。应该说印江城内乡官杨再运申请开发梵净山是代表印江县城全体百姓的意愿的。由于开发梵净山工程浩大，集资、用料、土地纠纷，人力动员以及其他种种困难和干预都会发生，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有力的领导组织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得到上宪的批准和支持。这个申请报告，历经道院，并由道院衙门批复着地方官吏派人核查报告内容是否属实。经核查上报后，再批转印江知县派人组织实施。在实施之初，除由地方官广发布告、文件外，还由省里的巡抚发给主事人员，军中的重要符信“火牌”，以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受命于抚宪”的凭证。可见梵净山的开发，仅倡导、筹化过程就是十分艰难复杂的。以杨再运为首的印江城内各族人民，在等级森严、官衙显赫的封建社会里，要取得由县至道至省各级衙门的高度重视批准开发，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困难。而各级政府能够这样高度的重视，除了当时朝廷崇佛的政治原因外，也因梵净山“嵬巍不减五岳”的开发价值。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梵净山的开发是民间倡导、官府开发。

三、从摩岩十分简朴的文字中，我们还可窥出开发前梵净山是个什么状况。摩岩对此次开发梵净山提出的具体任务是“开砍路到（道），通行朝觐，起塑庵殿。”“开砍道路”，包含开辟路道和清除已有道路的榛莽两层意思，说明当时梵净山的道路有些地方基本还未开通，就是已有的一些羊肠小道，亦是荆棘丛生，草木杂呈，难于通行；“起塑庵殿”，包括兴修（不是维修）庵堂殿宇，雕塑佛像神像两层意思，说明当时梵净山庙宇极少，为了适应开发还需要重新建立庙宇和雕塑神像。试看山上无象样的庙宇、道路荆棘丛杂，有些地段根本无路，可见上山之人极少，一般人无法通行。这样一座路径不通，寺庙零落，绝少香客僧尼的荒山，能算开发吗？另据《印江文史资料》第三辑刊载的田慎修作于清光绪初年梵净山诗组序文中也描述道“然此山开自明，迄今年已久。明前此山荒烟蔓草，车马不通……”可见开发是由摩岩所记的这次行动开始。

四、此次开发的成就。从上述的事实表明，这次开发，是由省、道、县各级官府牵头，得到沿山各州府县各族人民大力支持，由印江县具体主持实施的一次有领导、有计划的首次规模开发。杨洪德等人，不负所托，数十年如一日，募化集资，披荆斩棘，劈山凿道，建庙塑佛，使梵净山能够通行朝觐，迅速兴旺起来。这可由新近发现的一则摩岩得到证明：1992年，笔者去梵净山考查时，在剪刀峡下面上山顶叫化洞的山凹旁岩石上发现一则摩岩，顶部自右至左横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大字。正文字体较小，但基本能辨识，自右至左直书：

“湖广镇远卫板桥屯

发心寿舍财 信善余刚 此日缘化

同男余嘉茂

训

婿男 黄德平 余氏

右既一家眷等且余刚人人清泰

寿命延长 土地起工舍身岩小尖山下尖起工凉水井止

修路用工 雷应德

冯邦成

万历十六年八月中秋

化主 杨洪德”

从摩岩内容来看，是一块功德、祈福碑。按民间信仰习俗，这类碑刻有一些特殊的格式，因之出现一些衍文，如“发心寿舍财、此日缘化”等。它的主要内容连贯起来是这样的：

“湖广镇远卫板桥屯的余刚，率领他的儿子余嘉茂、余嘉训，女婿黄德平、女儿余氏等，捐资修建舍身岩一带的道路，工程由舍身岩小尖山的下尖起，到凉水井止。祈求神佛保佑他全家及其家眷人人清泰，寿命延长。修路工人雷应德、冯邦成。募化人杨洪德。”

舍身岩又名拜佛台。小尖山又名小尖峰。凉水井在剪刀峡上登梵净山山顶的接引佛侧。由小尖山至凉水井是印江西线上梵净山最险峻处，尤以小尖山至剪刀峡一段是梵净山冰川形成的脊岭最薄最高的刃脊地段，左临肖家河，右临牛尾河，绝壁千仞，俯视两溪如线，尽在眼底。现在经过犹令人目眩心颤。如这一段不通由西线上梵净山插翅也难通过。修凿这段路其工程之艰巨，费时耗资可想而知。此段路修通，使由印江西线上梵净山的道路成为以后一条主要通道。从这则摩岩可以看出，杨洪德等人从万历元至三年接受开发梵净山的任务后历尽艰苦，数十年如一日，募化所及，竟到达当时镇远一带。这则摩岩刻于万历十六年，证明万历十六年前他们开发的工程还在继续，万历十六年并非他们开发工作的迄止点。由于许多工程未留文字记载，难于臆测这次开发工程的迄止时间。不过揆情度理，应该是勅赐碑所指的“播乱”之前（即万历二十六年杨应龙败兵锯山抗明的事件）。由于“播乱”才停止了开发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杨洪德等人从万历元至三年接受开发梵净山的任务开始，一直为开发梵净山六年杨应龙败军锯山与明军相抗的战乱才被迫停止。在战乱之前，经过二十余年的开发，梵净山已由道路不通、寺庙零落的荒凉大山一跃而为海内知名的“古佛道场”了。这可从万历二十六年的勅赐碑文中得到证明。碑文说：“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日盛而月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烦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亘古以来“天下众名岳之宗”的梵净山，直至开发之初道抚都不知晓，接获申请开发的报告后还要慎重地批令地方访查核实，可见开发前的梵净山还是一座不显山不露水的不知名的荒山。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居然达到勅赐碑描述的那种盛况，足以说明首次开发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对梵净山以后发展的深远影响。根据以上的引述和论证，我们似乎可以给梵净山的历史补上这样一笔：“此山形成于鸿蒙太初，开发于明季万历元至三年间”。（李敦礼）